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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及其培育

分类:(一) 发表时间:2019-08-06

大学智库作为国家智库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我国的智库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大学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学智库应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文化是立库之根、兴库之本、强库之魂

大学智库作为国家智库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我国的智库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大学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学智库应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文化是立库之根、兴库之本、强库之魂。大学智库应坚守智库建设的文化定位, 坚持文化先行。目前, 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亟须凝炼, 文化特质在大学智库发展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亟待发挥。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型要求实现内涵式发展, 重视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研究, 增强文化软实力, 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要求。

一、大学智库文化及其特质

大学智库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是指附设在大学内部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学术性组织和机构, 致力于生产政策思想、培养政策人才和影响政策制定。大学智库文化兼容大学文化和智库文化, 彰显着大学智库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使命。明晰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 是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逻辑起点, 旨在回答“培育什么特性的文化”这一基本价值取向问题。

(一) 大学智库文化的基点是大学文化

大学智库的母体是大学, 大学的组织属性决定着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 反映着大学智库运行的基本逻辑。大学作为一种文化组织, 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大学汇聚积淀着国家最优秀的智力资源, 担负创造新思想、新知识的重要使命, 具有追求卓越的文化传统, 具备文化培育的独特优势。“大学与文化是同根同源的, 而且大学肩负着文化的使命, 蕴涵着文化的性格。”[1]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传承文化, 理论创新是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正是有了文化的传承与理论创新, 大学才有绵延不息的生命力。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 大学文化是体现大学精神的本体性文化。大学文化的培育基于人, 且为了人。大学文化就是在学校核心价值观引领下, 大学人共同创造和经营的文明、和谐、美好的生活方式, 乃至大学师生的人格样式。大学乃国之公器, 大学智库的研究者秉持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2]以增进社会大众的利益作为自身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 大学智库文化兼容大学文化和智库文化

文化是智库之根, 智库文化是智库的灵魂。智库软实力, 在深层次意义上最终是由智库自身的文化决定的。所谓智库文化, 是智库行业或智库组织得以维系的独特的核心价值观、理念和愿景, 以及智库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大学智库文化兼容大学文化和智库文化, 正是因为大学智库文化具有兼容性, 才可能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成场域, 包括内源性组织文化和外源性生态文化。“‘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是智库共有的独特气质, 是智库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根基所在。”[3]把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定位和研究立场、坚持研以致用和高质量地向政府提供智库产品、以合作创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来提升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发挥务实有效的社会影响力等特质作为大学智库组织的内源性因素, 彰显着特定智库类型的组织特征。人文生态环境作为大学智库的外源性因素, 体现着大学智库运行的外部生态文化及制度要素, 反映着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于智库定位及其发展的认同、接纳程度, 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从制度的视角来认识大学智库这一组织, “重点关注的是智库嵌入其中的结构化环境, 型塑其行为方式的规则和规范, 以及他们必须作出反应的组织安排和过程”[4]。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彰显了当前中国大学智库建设的外部生态文化及其制度安排, 为提升大学智库在知识质量和诚信方面所享有的文化声誉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更好地发挥作为专业知识库的大学智库组织在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之间的桥梁及建构作用。

(三) 大学智库文化之特质

大学智库作为大学组织内部的构成单元, 一方面以丰厚而殷实的大学文化传统为依托, 潜移默化地受大学母体文化的浸润,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智库成员的治学理念、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 大学智库文化集中体现着大学智库的共性文化和个性文化, 并在智库自身特色化、多样化、个性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地主动反哺、更新大学母体文化, 使大学智库文化的意涵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与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和民间智库相比较, 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突出表现为反思性价值立场、前瞻性育人先行、学研式知识创新、交互式合作协同等价值取向。其中, 反思性价值立场体现了大学智库文化的学术传统, 前瞻性育人先行体现着大学智库文化的内在要求, 学研式知识创新体现了大学智库文化的先发优势, 交互式合作协同体现了大学智库文化的现实诉求。

1. 反思性价值立场

大学智库遵循大学学术自由的文化传统, 具有较强的第三方立场和相对独立性, 其核心优势就在于中立客观、尊重研究规律。中立客观是一种竞争策略。[5]从研究的价值立场角度来看, 大学智库理应对政策现象或问题把持审慎的反思性价值立场, 具有理性平和的批判意识, 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因为, 作为文化组织的大学是一个学者社会, 是一个基于逻辑和科学立场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学术共同体正是基于审慎自省的生活方式而得以确认的。大学的两个重要公共功能在于寻求增进对世界的理性理解, 以及获得对实际功用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 没有审慎的理性理解这一前提, 就没有实际功用的获得。“大学训练应是在未知领域的边缘上的探索, 即使在已知领域, 也要体现出一种怀疑和探索精神。”[6]由此, 大学智库作为学术高地, 具有追求卓越的理性文化、智慧品格和探究精神, 体现为思想引领、理论创新和价值创造。一方面, 大学智库作为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 能够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标准, 对政策问题进行审慎性的反思和批判, 为改革决策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或者通过合理预警机制预判政策风险, 进而提供建设性意见, 以实现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另一方面, 大学智库的这种反思性价值立场能够确保智库学者坚守社会良知, 代表民意, 履行社会责任, 以增进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己任, 而不囿于集团利益之私利。此外, 反思性立场确保大学智库立足实践关怀, 精准研判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恪守研究规律, 信奉学术价值, 在通过贡献思想、知识和智慧为政府和社会解疑释惑的同时提供建设性、高质量的智库产品。

2. 前瞻性育人先行

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是大学智库内涵发展的核心点。文化的本真价值就是育人, 大学智库的育人文化, 是大学人才培养功能的内在要求。大学智库不但肩负知识生产的责任, 而且承担着培养生产知识、创新应用知识的人才的责任。“大学智库通过项目方式将不同领域的专家集合在一起, 在创造知识的同时, 承担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知识运用能力的人才的功能。”[7]智库建设的核心在于人, 人才质量是影响大学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智库, 特别是承担研究生培养职能的大学科研机构和组织, 其人才团队, 尤其年轻博士刚入职时大多处于学术徘徊状态, 研究方向不甚明晰、稳定, 这在客观上要求大学智库建设立足育人先行这一基本定位,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实施人才先行战略, 结合智库定位、学科基础、专业特色, 通过项目制的方式设置、承接研究课题, 引导年轻博士转到智库重点发展的领域上来, 积极承担学科知识创新融合工作, 并以人才培养为基点, 集成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教学、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这就需要优化人才联动机制, 以联合培养的方式打通传统的院校边界, 形成一个专职兼职结合、校内校外结合、核心团队和边缘团队相结合的智库人才培养平台, 在此基础上聚焦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对接社会需求, 通过助推后学, 前瞻性地打造优秀决策咨询人才的“蓄水池”, 培养一批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型咨政研究团队和智库人才梯队。如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院, 围绕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创新经济与工业政策、技术与创新管理和科学与政治决策四大学科群, 组建了包括50位研究员和70位博士生的人才梯队;该中心还与哈佛大学共建了“哈佛—萨塞克斯项目”, 该项目专注于化学与生物武器政策研究, 组建了一支12名成员的跨学校、跨学科的研究团队, 该团队的学术背景包括生命科学、化学、医学社会学、科技政策和反恐政策等。[8]高校智库的育人先行之要义在于:一方面, 能够通过教学、科研、服务综合活动提升研究团队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式, 有助于培养团队成员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经国济世的价值观念和家国情怀;另一方面, 在智库活动中通过项目对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现实需求, 培养和打造高素质的智库团队,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当前大学教学和科研相对分离的弊端, 有机融合各种学术资源, 借助于提升智库成果专业化水平, 更长远地担当起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时代使命。

3. 学研式知识创新

国家对提升经验、发展知识、创新理论的新需求越来越凸显。大学智库的先发优势恰恰在于, 大学母体本身是一个知识殿堂, 在多学科基础、人才梯队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优势明显。大学本质上以知识创生和传承为己任, 拥有长期积淀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 汇聚大学智慧, 具备学问府邸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和研究基础。“知识材料, 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 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9]大学在倡导理念、传播真理、探索新知识、服务社会众多领域方面都是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相比的。“没有大学内在的传统所维系的强烈的学术素养和献身精神, 就不会有具有实践目的的研究中所体现的科学上的诚实、严格作风和学术上的敏感性。”[10]大学智库作为“知识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有相当雄厚的研究能力和知识基础, 依托深厚学术积淀生产“政策思想”, 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观念性话语”[11], 能够培育崇尚学问活动的内在价值, 保持学术上的好奇心, 以此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正是基于执着和永恒的大学精神, 大学智库具有独特的学研式创新文化, 并将理论创新作为重要旨趣, 以开发和推广思想为本职, 以现实关照驱动理论创新, “大学智库中的研究者作为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 通过承接对策研究,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不断检验和发展学术理论”[12]。大学智库研究凭借常规的学术功能, 借助于学科驱动的独特引领优势, 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等手段, 延伸大学知识的价值链,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 并承担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智库的研究和政策宣传工作以其价值观为基础, 通过传播思想和发展政策研究来鼓励公众辩论, 智库的首要目的是“改变思想”[13]。基于智库传统上组织和处理“政策知识”的轨迹, 大学智库可被视为“政策导向的知识密集型思想生产者和处理者”[14]。“媒体也好, 智库也罢, 它们所赖以影响政策的许多创新性观点和关键性证据, 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于严肃的学术研究, 特别是在大学或者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中展开的一些针对长期状况和长效机制的研究。”[15]大学智库的学研式文化对智库产品的质量产出发挥着基础性优势, 并在知识创新维度上推动大学智库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供给者。

4. 交互式合作协同

智库作为一个跨界组织, 与学术、政治、市场和媒体密切关联, 是学者共同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扮演研究经纪人的角色, 充当着政府、社会和学术界之间的交互纽带。当前,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转向之一体现在知识生产模式“从内部导向变为外部导向”[16]。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不仅包括系统的扩张, 而且包括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组织的复杂性, 以及学术的差异性等一系列的多元现代化”[17]。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交互联系日趋增加。高等教育持续创造他们自己的知识市场, 最显著的变化不是规模的变化, 而是功能上的变化。大学如今也不再局限于定位“学术孤岛”, 而是延伸至与产业界、政府和媒体等更紧密联系的机构网络生态的一部分。大学知识的生产已经超出了自给自足的自治范围, 大学从垄断性的提供者变为国内与国际环境中的合作者。

大学智库的知识生产单位也不再局限于个人, 而是智库团队和智库联盟。由此, 大学智库需要应对需求和挑战, 开阔视野, 创新思维, 重新定位和调整自己的研究功能, 以适应当前知识生产的弥散性特征。大学智库不能被动适应社会需求, 而应该更主动地研判乃至引导社会需求, 在与政府、社会、市场交互联系中, 充分利用其学术资源优势, 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以最有效的方式联合各种行动力量协同共治。如伦敦大学学院纵向追踪研究中心是一个数据库型智库, 该中心“围绕教育与社会流动、学业成就公平性、就业市场和健康生活方式等主题整合研究力量, 开展专题研究”[18], 通过项目制运行方式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 集成创新、资源共享, 在建构交互式协同文化过程中积极参与并推动政府和社会事务的建设性工作。

二、大学智库文化培育之审思

中国大学智库建设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仍然存在现实困境。大学智库在实体化、制度化建设阶段, 其独特的文化品性没有明显表征。究其原因, 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在大学智库发展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大学智库文化培育亟须在文化高度、文化深度、文化包容度和文化创新度等方面有所超越。唯有提升智库文化培育的高度, 大学智库发展方具有前瞻性;唯有拓展智库文化培育的深度, 大学智库发展方有可持续性;唯有培植智库文化培育的包容度, 大学智库发展方可摆脱狭隘和封闭;唯有达成智库文化培育的创新度, 大学智库发展方能力避僵化和萎缩。

(一) 提升文化培育之高度

大学肩负着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域。从长远发展来看, 大学智库需要立足自己独特的组织传统和知识经验, 重视价值观念系统的构建, 发挥好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在智库建设中的基础性价值引领作用。然而, 目前智库建设中的文化培育尚没有普遍成为智库成员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 文化培育的价值观念有待达成共识。“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首要问题应该是智库文化培育的观念革命与制度创新问题。”[19]由于价值引领的缺位, 大学智库战略视野不够开阔, 思想性不够, 智库研究产品缺少前瞻性、影响力和公信度, 理论贡献缺乏重大突破。社会上热议、追捧的名目繁多的智库影响力排名导向, 容易驱使智库建设出现文化生态的偏离, 造成单纯的实利主义和绩效主义倾向。这就需要大学智库, 特别是作为智库组织的灵魂人物、智库领军人才, 须有高屋建瓴的胸怀与境界, 从根本上立足文化信念的高度, 对重大理论问题、时代命题和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及时、敏锐地做出回应, 改变上述不良倾向对于大学智库文化培育可能造成的牵制。意识到大学智库适应现实社会变革的同时, 首要的是时刻保持对大学智库本职的追问, 认识到大学智库文化所固有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之源, 避免过于轻率且疲于应对诸多应景、应时的现实利益诉求而放弃大学智库本该担负的长远社会责任。

(二) 拓展文化培育之深度

大学智库建设在理论层面总是企望能够系统化地构建智库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在实践层面极力促成评估技术的精细化和可操作性, 以实现大学智库质量管理的制度化。但是, 在技术主义管理路线导向下, 大学智库建设容易停滞于浅表和局限于短视, 而忽视了对制度建构的文化认知及其深层的文化意义, 指导智库建设的制度要素或文化要素缺乏凝炼和挖掘。“文化是由社会确立的意义结构所组成的。”[20]作为制度内涵之一的“文化—认知性要素”[21], 能够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意义并对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大学内部一旦缺失制度层面的整体规划, 容易出现大学智库一哄而上的逐利化倾向, 造成低水平、重复性建设和碎片化研究, 可持续性发展乏力, 后劲不足, 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层次意义的大学智库文化认知、文化建设缺位。因此, 大学智库建设需要明确定位, 固本强基, 夯实储备, 练好内功, 研究真问题, 不仅仅局限于智库产品的实用价值、商业价值, 或者仅仅注重精细化、单一化的外显技术形式。“明确那些形成这种质量文化的技术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诚然, 文化不属于技术范畴, 但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这种质量文化。”[22]

当前, 融媒体时代“智库媒体化”和“媒体智库化”现象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智库与媒体的边界很难清晰地区分开来。社交媒体作为大学智库运营及传播其成果的一种有效手段, 借助媒体支持是必要的, 也是必需的, 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实现智库与媒体二者的优势叠加、融合发展。但是, 从政策学意义上而言, “媒体报道不能作为政策影响力的唯一指针, 甚至不能作为一个可靠的指针, 即使在政策制定的最初阶段也是如此”[23]。要谨防一种倾向:过分关注媒体甚于关注研究本身。智库成果在媒体榜单上往往呈现出过于博人眼球的现象, 假如以牺牲研究本身的严谨与信誉、产品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代价, 换取智库索引和媒体排名的曝光率, 追求社会知名度, 甚至追逐宣传技巧的影响力, 就往往容易被媒体“捆绑”, 而不能实质性地以学术良知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主动发挥好引领媒体导向的价值;就会舍本逐末, 追逐智库市场的表象繁荣, 背离大学智库文化所蕴含的深层意义、精神和智慧。

(三) 培植文化培育之包容度

高水平创新团队和交叉学科群是大学智库建设的有力支撑。大学智库所研判的问题, 关涉国内及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多个领域、多种部门, 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多变性和复杂性特征, 问题边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特征, “远远超出了学者个人的知识层面”[24]。这在客观上要求大学智库利用好大学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优势, 主动联合多家组织进行跨团队、多层次、立体式协同攻关。学术共同体理应是智库共享的文化资本, 然而目前大学智库多以“游兵散勇”式的个体组织研究为主, 协同攻关意识不强。加之大学受到内外部体制机制的约束, 智库成员之间、智库与智库组织之间相对封闭, 缺乏有效沟通, 人才流动度不高, 信息资源不能及时共享, 很难形成攻关重大课题的智库团队或联盟, 智库组织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究其根本, 大学智库建设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在智库文化包容度的生态培育上没有达成共识, 协同合作的理念没有成为新时代新型大学智库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理念。一方面, 不同类型大学智库之间缺失协同合作的文化包容度, 如跨学科跨院系协同、兼职专职队伍协同、行业内大学与行业间大学、直属大学与地方大学、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的协同能力不足, 合作文化和大局意识不够, 跨校智库资源的交叉利用不够充分。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与大学组织之间有效的双向沟通渠道不畅通。智库研究人员缺乏主动服务决策需求的研究意识与研究能力, 不熟悉政策体系与决策过程, 缺少主动与政府部门、行业组织沟通交流的积极性, 封闭的知识生产机制导致大学智库不能有效发挥应有的决策咨询作用。事实上, “除了少数政策研究者, 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难以直接接触决策部门, 研究者和决策部门的联系有赖于‘关系’和资历”[25]。许多政府职能部门和行业组织尚未与大学智库研究机构进行充分关联, 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呈现封锁和封闭状态, 导致“信息孤岛”现象的存在, 直接影响到智库产品的高质量产出。

文化包容度问题还折射出重在对策研究的决策者与惯于学术研究的大学智库人员存在群体文化差异。“实践理性是政府行动的驱动力。政府的任务就是针对实际问题制定出具体的解决方案。”[26]与政府的行动逻辑不同, “专家很少因其洞见的闪现而很快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激发一项创新性法律。相反, 专家的工作是缓慢的, 一般是在一位学者所说的‘知识蠕变’的过程中逐渐构筑知识资本”[27]。决策者的决策文化注重研究的实用性, 运用政策语言, 要求短平快的研究成果, 重在社会动员和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注重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简洁性及特殊性;而智库研究人员立足研究视域, 看重学术文化, 习惯学术语言, 注重研究的学理性, 重在知识增长和批判性思维, 注重研究的理论性、原创性、逻辑性及普适性。基于两种群体文化客观存在的紧张状态, 大学智库作为中间人的“超边界”的角色, 应该主动倡导理念, 提供观念性话语, 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 促进其政策学习, 把政策研究推广到实际运用中。“每一位政策科学家都应当把其部分工作时间花在至少一个智库中, 以提高其处理政策科学理论与政策制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能力。”[28]大学智库人员需要基于学科逻辑的比较优势, 转变思维方式, 以社会问题为中心, 通过提供知识基础, 突出问题意识, 强化问题驱动, 强调咨政服务;通过搭建起决策文化和学术文化包容对接的桥梁, 促成知识和政策相互建构, 由单一的线性关系发展为“彼此共生、相互依存”[14]的文化包容关系, 以此提升智库文化的包容力并赋予文化以生命力。

(四) 达成文化培育之创新度

创新发展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大学的客观要求, 是大学智库个性化发展的最高形式, 也是大学智库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发展直接影响着大学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缺少文化创新的智库软实力必然会走向僵化和萎缩。新时代大学智库内涵式发展, 须立足智库文化创新的战略高度, 从智库建设伊始, 就应该以智库文化建设为龙头, 以特定的智库核心价值观为主导, 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标准, 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全方位地优化制度性安排, 涵养和培育独特的智库文化。智库的本质在于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是大学智库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最终体现。然而, 当前中国大学智库与国际上现代智库最大的差距集中表现为智库核心产品的质量差距。中国大学智库产品尚存在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智库研究注重形式传播忽视内容创新问题, 智库建设急需降祛“虚热”、做足“实功”。提高大学智库研究质量, 推动内容创新, 尤其要关注和提升智库的质量文化。质量文化是大学智库文化的核心内涵, 也是提高智库质量的根本保障。而大学智库内部普遍“缺少一种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30]。“质量文化是人们与质量有关的习惯、信念和行为模式, 是一种思维的背景。”[31]人与文化的辩证法之要义在于, 人创造了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反过来能够促进人的创新发展。智库质量文化的培育基点在于人, 在于共享价值信念的组织成员。质量是文化的产物, 大学智库组织内部只有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 并内化为智库组织一致认同的质量价值观, 成为智库成员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自律行为, 从根本上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文化素质, 创新思维品质, 而不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的外力推动, 才能创新性地生产出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力的智库产品。

三、明晰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关系范畴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价值定位。大学智库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方面, 这在客观上要求遵循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内在规律, 坚守文化自觉, 发挥好大学智库文化对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引领价值。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 大学智库文化培育需要加强关系思维的自觉意识, 重点明晰以下基本关系。

(一) 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适应与超越之间的关系

智库文化既是一种现实存在, 更是一种理念和信仰。在大学智库的服务面向上, 一方面, 大学智库要有关注现实的文化自觉, 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新型知识生产方式, 坚持研以致用, 以最有效的学术服务方式融合其知识资源, 精准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当下需求;另一方面, 战略研究是智库的应有使命, 大学智库要借助于大学“思想库”基础研究的学术资源优势, 优化前瞻性研究的长效机制, 综合研判今后一段时间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的发展走向, 着力提升大学智库的战略谋划能力、理论生产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和风险预警能力, 并用先进的组织文化和行业文化去引领社会文化, 促进社会进步。风物长宜放眼量, 不囿于就事论事的应时应景之策, 在做好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把握好发展大势与当下热点之间的关系, 把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内外热点政策议题, 如“双一流”建设、新工科、新旧动能转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置于我国正在走向高等教育现代化、走向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语境及文化高度, 充分认识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奠基性使命及先导性价值。为此, 需要与时俱进, 面向未来, 将回应现实诉求与思想引领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好大学智库文化培育面临的现实性适应与发展性超越之间的关系。

(二) 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大学智库作为“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性组织”[32], 基于其高质量的专业知识、理论创新及思想传播来影响决策。因此, 一方面, 大学智库建设的当务之急应着眼于智库组织文化的理论创新及质量文化的培育, 固本正元, 发挥好理论创新在实践创新中的先导作用, 创新质量文化培育的方法供给, 夯实研究基础, 守正笃实, 方可行稳致远, 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通过提供严肃的洞见, 兼备科学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方法, 让智库品牌作为智库文化的具体物化形态, 真正负载具有独特标识的组织文化。另一方面,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生产要素深刻变革背景给大学文化带来的新挑战, 大学智库建设需要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为支撑,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 积极探索融媒体时代智库文化培育的新模式, 着力培育高质量的宣传文化, 营造良好的智库网络媒体环境, 提升智库的文化传播力、信息服务能力和舆论引导力。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平台和传播渠道, 开发、推广智库组织文化品牌所蕴藏的内涵、气质和精髓, 共同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智力产品, 以实现外显性形式为实质性内容服务的基本初衷。为此, 需要立足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品牌质量, 围绕征询问题, 统筹大学内外的各种资源优势, 将唯实求真的知识品性、实践智慧与智库产品多元化的营销手段、传播形式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质量内涵与形式表达之间的关系。

(三) 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 大学智库能够基于社会公共利益, 研究事实真相, 探索追求真理, 并影响决策, 造福民生, 体现了大学智库共有的文化气质, 如良好的智库文化是实现大学智库功能的条件支撑;大学智库文化兼容大学文化和智库文化, 其特质突出表现为反思性价值立场、前瞻性育人先行、学研式知识创新、交互式合作协同等价值取向;大学智库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形态, 其思想智慧需要历史积淀而成, 而非一日之功, 等等。另一方面, 智库之间的差异, 集中体现为智库文化品牌个性的差异, 不同大学智库组织独特的核心价值观、理念和愿景, 构成了大学智库各自特有的文化影响力、竞争力和软实力, 由此, 智库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个性”[33]。比如,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坚守“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治学理念, 在秉承中华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 培养扎根非洲的学术人才, 建构起“学科、智库、传媒三位一体”特色发展格局, 建立了具有中国学术品格又融通中外的“中国非洲学”;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大数据研究院秉承“关注未来的理想情怀, 体察现实的大众视野, 基于理性的专业探索, 秉持道德的本真研究”基本价值观;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理念以“高端、长远、协同、国际对话”为基本方针, 等等。为此, 需要挖掘大学智库自身所蕴涵的比较优势, 将秉承大学智库以大众立场增进社会公义的共有价值指向, 与其独特的品牌定位和服务面向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好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共有属性与个性化特色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 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 各有自己的家乡和故土的观念, 有自己的风景和图像。”[34]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我们所建构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35]大学智库文化培育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 重视对本土知识和本国历史的保护与传承, 依循中国大学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 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服务于当前政策利好形势下社会转型所面对的供给侧改革、制度创新、文化建设等新课题, 服务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此同时, 大学智库建设要放眼国际, 博采众长, 尊重各国合理关切, 积极开展“智库外交”, 助力形成包容开放的文化格局。以自信、理性的文化心态, 对跨国智库文化及其制度设计进行批判性学习、包容性借鉴, 主动发挥好大学智库对外交流广泛的比较优势, 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 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多样性, 基于开放文化心态的批判和包容, 正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表现, 能够为实现智库“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提供内驱力, 有助于实现智库人才和智库产品的国际化。为此, 必须坚持大学智库建设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将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本土文化与放眼国际、倡议文化互鉴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好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

当前, 在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进程中, “一流特色智库”应该与“一流特色学科”并驾齐驱, 作为“一流大学”的两轮驱动之一, 前瞻性地立足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 提升大学文化新势能, 彰显出大学智库不同于其他类型智库的文化特色和比较优势。在理论层面, 深化大学智库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创新, 从“文化—认知”的战略高度转变思维方式, 优化研究范式, 明晰大学智库文化培育的内外部关系, 为智库成员明晰核心价值及意义指引;在实践层面, 将“文化治库”理念全面落实到大学智库发展的规划行动中, 进一步优化决策咨询服务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智库团队成员乃至全社会参与智库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培育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为基点, 涵养新型大学智库发展的良好文化生态, 培育富有人文、理性、求实、创新精神的智库治理和发展理念, 为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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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及其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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