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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转变视域下的上海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分类:(四) 发表时间:2019-08-10

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与地域, 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称叫作人口 (佟新, 2010) 3。数量与结构是反映人口变化的两个基本侧面。其中, 人口结构是生成性因素, 决定着人口发展的未来
 
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与地域, 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称叫作人口 (佟新, 2010) 3。数量与结构是反映人口变化的两个基本侧面。其中, 人口结构是生成性因素, 决定着人口发展的未来走向。根据人口学理论, 人口结构可分为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空间结构等 (佟新, 2010) 147。进入21世纪后, “低生育陷阱”“深度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四二一家庭结构”“丁字形阶层结构”逐渐成为我国大众传媒的关注热点, 这其实是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连续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单独二孩”政策, 另一次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二孩”政策, 反映出国家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也强调, “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体育发展的主体是人, 其价值导向是促进人更好地发展。所以, 不管从发展主体的角度出发, 还是从价值导向落脚点出发, 上海体育事业均应把人口结构转变作为重要参考, 制定出与其人口结构转变相契合的发展战略。
 
1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上海体育发展
 
1.1 人口深度老龄化要求积极发挥体育的健康促进价值
 
 
2017年, 上海的老龄化率 (即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 为14.3% (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 ) , 是国内一线城市中最高的, 在国际大城市中也属于较高水平 (图1) 。上海的老龄化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规模大, 二是增速快。2017年, 上海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为345.78万人, 新增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为29.66万人, 而2015年上海新增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仅为3.96万人, 两者相差近7倍。据估算, 上海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数量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 (约为480万人) , 老龄化率也将达到19.2%。此外, 上海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也呈持续增多态势。据统计, 上海2017年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为82.77万人, 相较于2015年, 增加了3.39万人 (上海市统计局, 2018) 。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老年抚养比 (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的增加。而老年抚养比增加又会导致养老金费用的增长, 进而导致政府财政“吃紧”。此外, 上海的疾病模式已完成了以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变为以慢性病和变性疾病为主。比如在2017年, 排在上海居民疾病死亡原因前4位的分别是循环系统疾病 (占比40.40%) 、肿瘤 (占比30.52%) 、呼吸系统疾病 (占比8.35%) 、内分泌营养代谢病 (占比5.29%) , 均为慢性病或变性疾病, 而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占比仅为0.93%。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相比, 慢性病和变性疾病的治疗周期更长, 医治费用也更多。据统计, 上海2016年的卫生总费用为1 838亿元, 相较于2010年的751.99亿元, 增长了2倍多 (上海市统计局, 2019) 。
 
图1 上海与国内一线城市以及国际大城市老龄化率比较  
图1 上海与国内一线城市以及国际大城市老龄化率比较   下载原图
 
Figure 1.Comparison of Aging Rate between Shanghai and First-tier Cities in China and Big Cities in the World
 
注:资料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局, 2018。
 
 
事实上,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难题。欧美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负担和财政压力问题上, 越来越重视对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 强调体育运动对健康生活方式养成的促进作用, 其国民健康促进体系也正在由传统的以医疗保障为主的模式向医疗与体育并重的模式转变 (马德浩等, 2014) 。我国也于2014年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 “营造重视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 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8月,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习近平, 2016) 。同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正式启动“健康中国”建设, 也进一步强调了全民健身在国民健康促进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上海也对标国家, 于2015年颁布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 于2018年颁布了《“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
 
 
上海作为我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一线城市, 在积极发挥体育的健康促进价值上, 应着重做好以下3方面的工作。
 
 
1) 推进群众体育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受科层制行政体系的制约, 上海群众体育治理重心仍相对偏高, 导致很多群众体育政策的落实更多地停留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一级, 难以有效激发社区的自我治理能力。对于此, 建议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 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体育工作站为支点, 在社区或农村设立相应的体育工作点, 在业务上对接体育工作站分派下来的职能, 并与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共同治理社区群众体育发展。在具体分工上, 体育工作点主要负责群众体育指导与管理工作, 而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则主要负责群众体育组织与落实工作。
 
 
2) 健全群众体育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目前, 上海群众体育治理整体上仍呈现出体育行政机构单部门治理的特点, 跨部门的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难以对群众体育发展中遇到的复合型难题 (如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健身步道的规划建设、体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整合等) 进行有效治理。在健全群众体育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上, 建议参照国务院设立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经验, 在上海人民政府内部建立全民健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并将其延伸至区级政府。同时,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群众体育跨部门电子政务平台, 通过信息共享提升政府多部门共同治理群众体育复合型难题的能力。
 
 
3) 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多元合作的群众体育治理结构。上海群众体育治理整体上仍表现为“大政府、小社会”的现状, 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在参与群众体育治理上尚存在很多政策障碍。对于此, 建议尽快制定体育社会组织“直接依法登记注册方案”, 并参照广东经验探索“一业多会”模式, 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提供政策支持。同时,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 通过委托、采购、公私合营等形式, 为体育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参与群众体育治理提供机会。
 
1.2 青少年人口占比萎缩要求转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与上海人口深度老龄化相伴随的是青少年人口占比的萎缩。2004年, 上海户籍人口中17岁及以下人口占比为12.5%, 此后逐渐下降为2011年的10.3% (图2) 。然后, 受“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 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至2017年上升为11.9%) , 但仍低于
 
图2 上海户籍人口中17岁及以下人口的占比  
图2 上海户籍人口中17岁及以下人口的占比   下载原图
 
Figure 2.Proportion of Shanghai Household Registered Population under 17 Years Old
 
注:根据2005-2017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上海在全国运动会 (以下简称“全运会”) 上的奖牌排名, 也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 上海在全运会上的奖牌排名均未进入前3 (表1) 。虽然, 走“少而精”路线, 已成为上海竞技体育发展的共识, 《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也强调“走精兵之路”。但需注意的是, 青少年人口占比萎缩事实上也会制约“少而精”路线的实施, 毕竟后备人才基数是制约运动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刚性条件。此外, 上海为了破解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数萎缩的瓶颈, 利用其自身的经济与区域优势, 引进了不少外省籍运动员。比如, 上海在第九届全运会取得的金牌中, 有14%是由引进运动员取得的, 而第十、十一届全运会该比例分别为38%、36% (缪佳, 2012) 。引进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有较大弊端。如大量引进运动员会导致原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输送系统阻塞, 削弱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学校培养运动员的积极性。同时, 由于引进运动员多来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 其受教育质量能否使其退役后在上海找到理想的工作, 也是亟需关注的现实问题。加之随着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强省逐步加强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 也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引进外省籍运动员, 导致引进运动员的竞争日益加剧, 引进成本逐渐提高。所以, 不管是基于运动项目竞技水平保持核心竞争力的视角, 还是基于对引进运动员策略弊端反思的视角, 上海均应把转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2004年的占比。此外,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上海户籍人口中14岁及以下人口占比仅为8.6%, 而全国的这一比例为18%, 美国为20%, 德国为14%, 日本为13% (姚丽萍, 2014) 。青少年人口占比的萎缩从刚性上制约着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据上海体育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 上海二级及以上运动员人数为2 099人, 2016年为1 824人, 6年内缩减了275人 (上海市体育局, 2018) 。养方式作为破解后备人才基数萎缩难题的根本路径。
 
 
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市在全国运动会上取得的奖牌情况     下载原表 
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市在全国运动会上取得的奖牌情况  
注:根据历年《上海体育年鉴》数据整理。
 
 
在转变上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上, 应做好以下4方面的工作。
 
 
1) 转变传统的“政府办竞技体育”的观念, 明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应是“以学校培养为主, 以政府、俱乐部、协会和家庭培养为辅的多元模式”。事实上, 上海市近年来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 曹燕华乒乓球培养出了奥运冠军许昕, 徐根宝足球基地17年内培养出了43名中超运动员和5名现役国家队运动员等, 所以要继续推进多元化竞技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构建。就现阶段而言, 主要是根据上海竞技体育的运动项目整体布局以及运动项目的群众基础、市场化运行适应度, 分类别、分步骤地将其后备人才培养任务转移给学校、俱乐部、协会、家庭等主体, 政府层面则应主要抓一线运动队的训练与管理。
 
 
2) 进一步健全“体教结合”治理体系。“体教结合”是上海转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抓手。对于此, 上海先后于2012年、2016年颁布《关于深化本市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 (2016-2020年) 》。但仍需加强如下方面的工作:如何将政策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实施举措;如何增强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治理协同性;如何对“体教结合促进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监督与评估等。
 
 
3) 提高运动员选材成功率。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数萎缩的背景下, 提高选材成功率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此, 一方面要加强科技研发投入, 构建不同运动项目的选材指标参照体系;另一方面, 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信息库, 跟踪、检测运动员的相关指标发展情况 (薛原等, 2010) 。
 
 
4) 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 提升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对于此, 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科技支撑、后勤保障, 建立精英教练员培养机制, 并围绕精英教练员打造助教团队;另一方面, 需要完善教练员培训体系, 创造条件让教练员出国学习先进训练知识与技能 (周战伟, 2016) 。
 
2 人口性别结构转变与上海体育发展
 
2.1 男性人口预期寿命相对偏低要求加强对其的体育参与干预
 
 
从人口学上讲, 决定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出生率, 二是死亡率。2008年之前, 在上海户籍人口中男性人口的数量整体要多于女性人口。而从2009年开始, 女性人口的数量开始反超, 并呈现出逐渐拉大的趋势, 2017年, 上海户籍人口中女性人口数量已高出男性人口近12.6万人。然而, 上海户籍人口2003-2013年的出生性别比 (即每100名女婴对应的男婴数) 平均在106~108之间 (虞慧婷等, 2016) , 2017年该数值为107 (杨金志, 2017) , 这说明, 出生率并不是导致男性人口数量被女性人口反超的主要原因。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 2006-2017年, 女性人口的预期寿命平均要高于男性人口4岁左右 (表2) , 这说明, 死亡率才是导致男性人口数量被女性人口反超的主要原因。
 
 
表2 上海市不同性别户籍人口数量及其预期寿命     下载原表 
表2 上海市不同性别户籍人口数量及其预期寿命  
注:根据2018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导致男性人口预期寿命相对偏低的原因有很多, 但主要致因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比如抽烟、酗酒、体力活动少等。而且, 上海目前的疾病类型以不良生活方式引起的慢性病和变性疾病为主。有研究已证明,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改善心肺机能、降低血脂异常, 从而减少慢性病和变性疾病的患病率 (马德浩等, 2014) 。此外,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也可以相对挤压男性人口抽烟、酗酒及长期久坐的概率与时间,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然而, 据上海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显示, 2014年, 上海20~59岁男性人口中每周平均锻炼5次、6次、7次及以上频率的占比分别为8%、4.5%、10.6%, 而相对应的女性人口占比为9.3%、5.1%、15%, 这说明, 在高频次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比上, 男性低于女性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如果将体育锻炼频次、时间和强度综合进行考虑的话, 上海男性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比为30.4%, 低于女性人口1.8个百分点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而且, 在20~59岁不同性别人口的体育锻炼习惯中断率上, 男性人口占比 (11.1%) 也高于女性人口 (10.6%)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另据上海国民体质监测数据显示, 2014年, 上海男性人口体质综合评价优秀率和达标率分别为20.7%、94.8%, 均低于相对应的女性人口比例23.3%、96.9%;而在与慢性病、变性疾病患病率高度相关的体重超重率与肥胖率上, 成年男性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0.1%、12.4%, 而成年女性人口为24%、6.5%, 差距均接近2倍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b) 。这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加强对男性人口的体育参与干预。
 
 
在促进男性人口参与体育运动上, 应做好以下4方面的工作。
 
 
1) 加强舆论引导, 通过新媒体、报刊、广播等媒介宣传体育参与在增强男性人口体质健康, 降低慢性病、变性疾病发病率上的重要作用, 提高男性人口的体育参与意识。
 
 
2) 对特殊年龄段男性人口进行“精准干预”, 据上海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显示, 男性人口体育锻炼习惯中断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0~39岁 (占比为68%)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 因此, 要加强对该年龄段男性人口体育锻炼的干预, 减少其体育锻炼习惯中断率。
 
 
3) 提高干预的靶向性, 上海男性人口体育锻炼习惯中断的原因除包括“工作忙”“突发事件影响”“住所或工作单位变动”等刚性因素外, 除此之外, 还包括“没有场地设施”“场地设施距离太远”“运动损伤”“对体育锻炼失去兴趣”等弹性因素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对于此, 建议以“构建15分钟体育生活圈”为目标, 进一步优化体育场地设施布局, 可根据男性人口体育锻炼倾向于选择球类项目的特点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 增加户外多功能球场、小型体育场馆的建设。
 
 
4) 可参照日本 (李加奎, 2010) 、德国 (戴俭慧等, 2003) 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精细化管理, 探索构建社会体育指导员分类机制, 并根据分类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制度, 提升其参与社会体育指导的频次与质量。
 
2.2 出生性别比相对偏高要求重视女性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
 
 
上海户籍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平均在106~108之间, 整体高于国际正常水平 (103~107) (虞慧婷等, 2016) 。事实上, 上海常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户籍人口还要高。据统计, 2017年, 上海常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为115 (杨金志, 2017) 。为此, 上海专门颁布了《关于极端重视和强化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整治的指导意见》, 旨在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出生性别比相对偏高, 导致上海5~19岁常住人口中女性人口的占比相对偏低, 并整体呈下降态势 (图3) 。
 
图3 上海市5~19岁常住人口中女性人口的占比  
图3 上海市5~19岁常住人口中女性人口的占比   下载原图
 
Figure 3.Proportion of Female Population in Shanghai’s 5~19 Years Old Population
 
注: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1%人口抽查数据整理。
 
 
5~19岁人口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的重要基础。事实上, 受5~19岁女性常住人口占比下降的影响, 上海优秀运动员中女性运动员的占比也呈萎缩趋势。据统计, 2010年, 上海二级及以上运动员中女性运动员占比为43.9%, 2016年缩减至37.9% (上海市体育局, 2018) 。而从上海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取得的奖牌分布来看, 除去男女混合组队获取的奖牌外, 男性运动员共获得18枚金牌、20枚银牌、14枚铜牌, 女性运动员共获得19枚金牌、17枚银牌、16枚铜牌 (1) 。在奖牌获得总数上, 男女持平, 但女性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数略多于男性运动员,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女性运动员在上海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从长远发展来看, 出生性别比相对偏高导致的5~19岁女性人口占比下降, 势必会影响到女性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这也要求政府部门采取相应举措, 夯实、提高上海女性竞技体育目前的水平。
 
 
在促进上海女性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上, 应做好以下4方面的工作。
 
 
1) 在女性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上, 着力构建“以学校培养为主, 以政府培养、俱乐部培养、协会培养和家庭培养为辅的多元模式”。
 
 
2) 优化女性竞技运动项目布局, 一方面夯实游泳、足球、帆船等优势项目竞技水平;另一方面, 应提高体操、排球、场地自行车、高尔夫等潜优势项目竞技水平。同时, 要重视田径、体操、射击射箭、乒乓球、羽毛球等奥运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争取在这些非传统优势项目上有所突破。
 
 
3) 在排球、篮球及其他球类运动项目青年队的发展上, 要充分总结U18女足的成功经验, 走从小学到中学, 再到大学的“一条龙”培养模式。
 
 
4) 要进一步提升运动员选材成功率, 重视女性教练员 (2017年上海市优秀运动队专职教练员中女性仅占30.6%) 、裁判员 (2016年上海市等级裁判员中女性仅占24.4%) 的培养。
 
3 人口家庭结构转变与上海体育发展
 
3.1 家庭稳定性下降要求强化家庭体育的开展
 
 
家庭稳定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代际内稳定性 (主要指夫妻关系) , 二是代际间稳定性 (主要指亲子关系) 。受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婚育理念转变的影响, 上海家庭规模已从1978年的3.77人/户下降到2017年的2.66人/户 (上海市统计局, 2018) , 核心家庭 (即由一对夫妇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已成为上海的主要家庭类型。上海家庭稳定性下降的首要表现是离婚率增加。2006-2017年, 上海离婚件数在数量上增长了近2倍, 离婚件数占结婚件数的比例也翻了一番 (表3) 。家庭稳定性下降的另一表现是家庭暴力事件增加。据上海妇联统计, 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受理家庭暴力咨询投诉事件282起、243起、440起, 占当年所受理家庭婚姻类咨询投诉事件的比例为5.75%、6.44%、9.18%, 呈逐年上升态势;在家庭暴力事件中, 父母针对子女的暴力约占2% (澎湃新闻, 2016) 。据调查, 上海核心家庭的亲子沟通情况不容乐观, 父亲经常与子女沟通的占比不到20%;在沟通主动性方面也不甚理想, 近20%的父母仅在亲子双方有需求时才进行沟通, 且多利用吃饭时间进行沟通, 专门抽出时间与子女谈心的占比较少 (刘宁等, 2005) 。另据调查显示, 上海初中生家庭在亲子关系上存在相当比例的内隐冲突, 且父母与子女均未较好地掌握有效应对亲子冲突的策略 (霍利婷, 2010) 。
 
 
表3 上海市结婚件数与离婚件数比较     下载原表 
表3 上海市结婚件数与离婚件数比较  
注:根据2018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据调查, 在上海办理协议离婚的人群中有44.23%是因感情不和而离婚, 有26.8%是因感情破裂而离婚 (新民网, 2014) 。事实上,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 夫妻间的很大一部分闲暇时间被电影、电视剧、微视频、电子游戏等娱乐方式占据, 导致夫妻间情感交流的时间被压缩, 容易出现感情不和, 甚至破裂的情况。这就需要夫妻寻找可以增进交流的途径加深情感, 进而保持婚姻稳定性。而夫妻共同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使其从电影、电视剧、微视频、电子游戏等静态娱乐方式中走出来, 拉近相互间的情感距离, 还有助于促进夫妻身体健康, 为家庭稳定打下健康之基。此外, 夫妻与子女共同参与体育锻炼也有助于加强亲子交流, 消除隔阂, 促进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养成, 强健其体魄。故, 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体育活动, 相较于个体独自参加的体育活动, 更具有多元的积极效应。而且,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家庭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家庭健康也是“健康上海”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讲, 家庭体育开展不仅对家庭稳定与健康具有促进价值, 也对上海构建和谐城市、健康城市具有积极作用。2017年, 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进家庭的指导意见》, 强调“体育健身文化是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促进家庭和谐幸福的重要基础。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进家庭, 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在强化家庭体育开展上, 应做好以下4方面的工作。
 
 
1) 调整群众体育政策制定逻辑, 重视家庭体育开展。目前, 上海群众体育政策制定所遵循的是“国家→地方→社区→个人”的逻辑, 相对忽视了“家庭”这一从社区到个人之间的过渡环节。事实上, 如果家庭体育这一过渡环节不能很好开展的话, 社区体育开展可能会更多地表现为形式主义的样态, 而个人体育锻炼行为也可能会由于缺少家庭环境支持而中断。事实上, 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群众体育开展较好的国家经验来看, 在国民体质健康促进计划制定上, 这些国家是非常重视家庭体育开展的。比如, 美国在其最近颁布的《国民体力活动计划》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 中强调, 学校要与家庭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青少年体育参与 (彭国强等, 2016) 。澳大利亚在《运动促进国民健康蓝皮书 (2014-2017) 》 (Blueprint for an Active Australia 2014-2017) 中也提出, 构建学校体育、家庭体育、社区体育联动的多层次体系 (曹振波等, 2017) 。所以, 建议在群众体育政策制定上重视家庭的过渡作用, 遵循“国家→地方→社区→家庭→个人”的逻辑。
 
 
2) 在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中, 适当增加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的比赛项目, 同时可以通过设立“上海家庭体育日”或“上海亲子体育日”等形式, 调动家庭体育的开展。
 
 
3) 重视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的融合发展, 一方面, 进一步规范法律法规, 提高学校体育场地的对外开放率;另一方面, 通过健全引导与奖励机制, 鼓励体育教师在课外组织面向学生家庭的体育活动。
 
 
4) 鼓励市场组织研发适合家庭体育开展的健身器材或应用程序, 引导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比赛或培训活动等。
 
3.2 空巢老人数量增多要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体育服务
 
 
与上海家庭类型核心化相伴随的是家庭的空巢化。根据《上海市老年群体生活质量调查分析》显示, 在上海居住满一年的60岁以上人群中, 农村老人中54.3%为空巢家庭, 城镇老人中49.5%为空巢家庭。在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群体中, 85.1%的独居老人一个月以内能与子女见面, 另有7.7%的独居老人平均一年及以上才能与子女见一次面。在老年群体考虑最多的生活内容上, 排在首位的是健康状况, 其他依次为养老保障、经济负担、日常生活起居需要等。老年群体对心理咨询也有一定需求, 有19.9%的老人表示很需要心理咨询, 这说明, 在关心空巢老人的生活情况外, 还应注意关心其心理状况 (上海市统计局, 2014) 。根据上海社科院预测, 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总量将于2020年达到531万, 于2045-2050年间达到峰值, 这其中80%以上的老年人是独生子女父母, 家庭空巢化现象将愈加明显 (新浪网, 2016) 。
 
 
研究显示, 25岁以后, 人体有氧适能每年会下降8%~10%,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能够将有氧适能的降幅减少至4%~5%, 而有氧适能的改善对老年人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有较积极的效果 (王步标等, 2006) 。另有研究显示, 人体肌肉力量在60~80岁间每年降幅为15%, 80岁以后每年降幅为30%, 而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将有助于减少肌肉力量的降幅 (王健等, 2010) 。此外,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对减缓老年人骨质流失, 提高其免疫力也有良好效果 (马德浩等, 2016)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除了能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外, 对改善老年人心理状况也有积极作用。实证性研究显示, 随着老年人体育锻炼参与水平的提高, 其孤独感呈下降态势, 幸福感则呈增加态势 (陈爱国等, 2010) 。另有研究表明, 集体参与形式的体育锻炼能够拓展老年人的社交范围, 增强其社会支持感知度, 进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戴群等, 2012) 。所以, 随着上海空巢老人数量的增多, 要求政府部门重视发挥体育参与在促进空巢老人身心健康上的积极作用。
 
 
在促进空巢老人体育参与上, 关键是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 提供针对性的公共体育服务。比如在健身指导方面, 要充分考虑什么形式、多大强度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 且能保证老年人的身体安全。对此, 可参照《国际老年人健身指南》, 制定符合上海老年人实际需求的《上海老年人健身指南》。同时, 建议增设“老年人社会体育指导员”类别, 以更科学地指导空巢老人健身 (周兰君, 2009) 。再比如, 在健身路径及老年人社区活动中心建设上, 要通过实地调研、专家论证, 科学地增设适合老年人健身的场地设施。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政策保障, 可参照美国将《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 (Strategic Priorities for Increasing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ults Age 50 and Older) 作为《健康公民2010》 (Health People 2010) 配套规划的形式 (李承伟, 2017) , 着手制定与《“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相配套的《上海老年人身体活动促进计划》。此外, 还应加大对空巢老人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 通过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形式引导其多举办团体性的空巢老人健身活动, 进而增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感知度。
 
4 人口阶层结构转变与上海体育发展
 
4.1 橄榄型阶层结构日趋形成要求激活中等收入人群的体育消费牵引作用
 
 
从1982-2015年的上海常住人口职业分布情况看, 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4类主要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均呈逐年递增态势, 而相应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两类非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则呈逐年递减态势 (表4) 。从总体上讲, 1982-2015年间, 上海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已从28.5%增加至79.8%, 阶层结构形态也已从1982年的“土字形”逐渐转变为当前的“橄榄形” (姚烨琳等, 2017) 。另根据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查,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 (苗树彬等, 2013) 。这表明, 上海的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已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并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该占比的平均水平 (70%~80%) 。
 
 
表4 1982-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职业分布     下载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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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82-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职业分布  
注:2015年数据来源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 其他来源于人口普查数据。
 
 
调查数据显示, 在不同收入等级的人群中, 消费倾向呈“倒U型”, 即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不仅高于低收入人群, 且高于高收入人群, 在国民消费中不仅处于主导地位, 而且具有较强的牵引作用 (苗树彬等, 2013) 。我国“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结果也显示, 上海市中等收入人群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欲望, 他们频繁地参与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 是文化休闲消费的引领者 (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 2016) 。体育消费作为文化休闲消费的一部分, 也应当重视中等收入人群在体育消费上的牵引作用。然而, 据调查, 上海中等收入人群从不参加健身活动的占比为31.1%, 与非中等收入人群的该占比 (37.2%) 差异不大;中等收入人群经常参加健身活动 (每周参加2~7次) 的占比反而低于非中等收入人群 (陆小聪等, 2018) 14。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中等收入人群更愿意去现场欣赏古典音乐或轻音乐的占比为23%, 显著高于非中等收入人群 (15%) (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 2016) 。由此可见, 中等收入人群在上海居民体育消费上的牵引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激活。
 
 
在激活中等收入人群对上海居民体育消费的牵引作用上, 应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 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人群体育参与率,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较高的体育参与率是保证体育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的核心动力。对于此, 一方面要针对中等收入人群经常参与的运动项目 (依次为散步、跑步、羽毛球、广场舞、徒步、游泳等) (陆小聪等, 2018) , 合理地规划全民健身路径、多功能体育场馆的建设布局;另一方面, 要根据中等收入人群参与公益活动积极性高且社会组织参与度高的特点, 重点加强中等收入人群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 通过多样化的比赛活动吸引更多中等收入人群参与体育健身。
 
 
2) 积极推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方面根据中等收入人群对高质量、创新产品有较高消费意愿和能力的特点, 引导体育产业转型升级, 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体育产品的科技含量与设计特色;另一方面, 在引进国外高质量赛事的同时, 积极培育上海本土赛事, 尤其是根据中等收入人群对子女学业教育和兴趣爱好投资意愿强的特点, 参照美国经验重点打造中学生、大学生体育大联赛, 以此为抓手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
 
4.2 新社会阶层人口规模的壮大要求关注其体育参与情况
 
 
新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形成的, 主要包括4类体制外知识分子, 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与新媒体从业人员 (张海东, 2017) 2。新社会阶层的共性特征包括:在体制外部门工作, 大体位于社会中间阶层, 受教育程度和总体素质较高, 市场能力突出, 职业流动性强等 (张海东, 2017) 8-10。据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新社会阶层人口数量已占到总人口的5.05%, 上海新社会阶层的人口占比已达到14.8%, 高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市市 (8.4%) 与广州 (13.6%) (张海东, 2017) 11。事实上, 随着上海服务业占比的进一步提高, 其新社会阶层人口的规模也将随之进一步扩大。
 
 
新社会阶层在吸纳社会就业、维护市场秩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是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新社会阶层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中也指出, 新社会阶层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之一。对于新社会阶层人口占比较高的上海而言, 关注新社会阶层需求及其身心健康状况, 无疑是必要的。据调查, 新社会阶层中, 吸烟、喝酒的人群占比分别为27.3%、29.91%, 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24.99%、24.52%) 和体制内人群平均水平 (23.21%、23.67%) (张海东, 2017) 139。此外,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参与活跃度和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度也低于体制内人群 (张海东, 2017) 255。而且, 新社会阶层在社会信任方面选择“一般”“不信任”“根本不信任”的占比总和高达70%, 表明其社会信任度较低 (张海东, 2017) 280。正如上文所讲,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身心健康, 还有助于增进交流, 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因此, 促进新社会阶层体育参与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据《中国新社会阶层——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分析》显示, 新社会阶层平均每周健身2.11次, 多于社会平均水平1.52次, 低于体制内群体平均水平0.97次;16.69%的新社会阶层从不运动, 低于社会平均水平1.28%, 高于体制内群体平均水平5.59% (张海东, 2017) 167。以上数据表明, 虽然新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情况整体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但低于体制内群体平均水平。然而, 新社会阶层喜欢到现场欣赏音乐的占比 (57%) 以及年均旅游次数 (1.6次) , 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48%、1.17次) 和体制内群体平均水平 (50%、1.48次) (张海东, 2017) 163, 这也从侧面表明, 新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活力仍未得到充分激活。
 
 
在关注新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情况、促进其体育参与上, 应从以下4方面着手:1) 在上海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以及上海国民体质监测上, 进一步对调查人群进行精细化划分, 把新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及体质监测情况纳入到统计分析范围内, 为政策干预提供更准确的反馈;2) 根据新社会阶层参与“校友会”“商业与行业协会”比例较高的特点 (张海东, 2017) 244, 引导“校友会”“商业与行业协会”多开展体育健身活动, 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提高新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积极性;3) 引导社区居委会针对新社会阶层开展类型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4) 加强与统战部门合作, 将体育健身活动开展纳入到针对新社会阶层统战活动中。
 
5 人口空间结构转变与上海体育发展
 
5.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要求保障农村居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上海市是我国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00年, 上海户籍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比为27.3%, 到2017年已下降为17.4% (上海市统计局, 2019) 。与上海城镇化进程相伴随的是,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2008年, 上海城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15 290元, 到2017年时已拉大为34 771元 (表5) 。2017年, 上海城镇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结构中, 食品、衣着和居住3项消费的占比为63.9%,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两项消费占比为18.5%。而同时期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结构中, 食品、衣着和居住3项消费的占比为65%,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两项消费占比为14.8%, 这说明, 与城镇居民相比,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仍相对滞后。
 
 
表5 上海城镇与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     下载原表 
表5 上海城镇与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  
注:根据2018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根据上海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显示, 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体育健身活动的城镇居民占比为83.1%, 比农村居民高30.7%;有47.7%的城镇居民表示目前的体育健身习惯已坚持5年及以上, 比农村居民高12.5%。在参加过体育健身活动的人群中, 每周体育健身3次及以上的城镇居民占比为57.9%, 比农村居民高11.7%;每次体育健身在60分钟以上的城镇居民占比为42.9%, 比农村居民高23.1%;体育健身锻炼通常能达到大强度的城镇居民占比为21.2%, 比农村居民高10.1%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以上数据表明, 农村居民无论在体育健身参与率上, 还是在体育健身习惯养成上, 均显著滞后于城镇居民, 亟需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上给予保障与加强。
 
 
在保障农村居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 提高其体育参与率上, 应从以下3方面着手。
 
 
1) 增强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专项财政转移力度, 以“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为原则, 理顺区政府与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上的权责, 有效避免乡镇政府“事权多、财权少”, 难以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进行精细化治理的现状。
 
 
2) 提升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自我治理能力, 一方面厘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间的权责, 加强村级行政服务中心建设, 进而相对减少村委会的行政管理事务, 使其有更多精力用于公共体育服务等民生事务的治理;另一方面, 完善村民议事制度, 使村民能够真正参与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决策、实施与监督上来。
 
 
3) 据调查数据显示, 上海市分别有18.4%的农村居民认为当前的体育场地设施数量不足, 26.1%的农村居民认为体育场地设施种类不齐, 24.9%的农村居民认为体育场地设施地理位置不合适 (上海市体育局等, 2015a) 259。对于此, 一方面要增加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投入, 另一方面, 要根据农村居民的体育健身需求和特点, 科学地规划体育场所设施的投放种类与布局。
 
5.2 人口区域分布的变化要求科学统筹公共体育资源布局
 
 
在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上海中心城区 (1) 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为55.8%、47.1%、33.8%, 近郊区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为22.7%、33.7%、43.7%, 远郊区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为21.5%、19.2%、22.5% (陆燕秋, 2014) 9。在区域人口年均增长率上, 中心城区在2000-2010年间为0.1%, 近郊区为6.2%, 远郊区为5.1% (陆燕秋, 2014) 8。在区域人口密度上, 中心城区在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密度分别为2.26%、2.35%、2.37%, 整体增幅较小;近郊区分别为0.12%、0.22%、0.4%, 20年内增长了3.3倍;远郊区分别为0.07%、0.08%、0.13%, 20年内增长了1.9倍 (陆燕秋, 2014) 7。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上海常住人口区域分布整体上呈现出中心城区人口占比快速下降且人口密度逐步稳定, 近郊区人口占比和密度快速增长, 远郊区人口占比和密度稳步增长的态势。这种变化也要求政府部门对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进行科学统筹。
 
 
根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公报》的数据, 上海中心城区 (2)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整体少于近郊区, 而近郊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则整体少于远郊区 (图4) 。另据《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显示, 在区域健身步道覆盖率上, 达到100%覆盖率的区域分别为闵行区、嘉定区、金山区、奉贤区、普陀区, 覆盖率低于70%的区域依次为浦东新区 (63.9%) 、虹口区 (62.5%) 、黄浦区 (60%) 、杨浦区 (50%) 、静安区 (20%) 。上述数据表明, 近郊区、远郊区的健身步道覆盖率整体高于中心城区, 而在区域体育社会组织活跃度上, 中心城区的体育社会组织活跃度平均为67.4%, 整体高于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平均水平 (上海市体育局, 2016) 。
 
 
在根据上海人口区域分布变化科学统筹公共体育资源上, 应做好以下3方面的工作。
 
 
1) 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布局上, 一方面根据近郊区逐渐成为常住人口吸纳主区域的趋势, 在新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上重点向近郊区倾向;另一方面, 根据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 但土地建设紧张的特点, 充分利用楼宇空间、沿河沿江地带、公园绿地等空间进行健身步道或健身器材的投放, 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场地、公共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率。此外, 还应加强远郊区体育休闲主题公园或小镇建设, 着力推进环崇明岛“一环五圈”、环淀山湖、外环绿带、郊野公园自行车健身绿道等项目, 并引导中心城区或近郊区居民利用节假日时间赴郊区参加体育休闲活动。
 
 
2) 在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上, 一方面加强对近郊区、远郊区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 扩大其总量;另一方面, 通过健全督导、评估与奖励机制, 优化治理结构, 提高近郊区、远郊区的体育社会组织的活跃度。
 
 
3) 充分利用上海高校目前主校区向近郊区、远郊区迁移的趋势, 鼓励地方体育部门与高校加强合作, 利用高校良好的体育场地设施、优质的体育培训师资以及活跃的体育健身氛围, 带动近郊区、远郊区居民的体育参与热情。23
 
图4 上海各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较  
图4 上海各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较   下载原图
 
Figure 4.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Stadium Area in Shanghai
 
注:根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公报》数据整理。
 
6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 上海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也要求体育发展给予重视与回应, 制定出更契合上海人口结构转变现实的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1) 人口深度老龄化要求积极发挥体育的健康促进价值;2) 青少年人口占比萎缩要求转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3) 男性人口预期寿命相对偏低要求加强对其的体育参与干预;4) 出生性别比相对偏高要求重视女性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5) 家庭稳定性下降要求强化家庭体育的开展;6) 空巢老人数量增多要求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公共体育服务;7) 橄榄型阶层结构日趋形成要求激活中等收入人群的体育消费牵引作用;8) 新社会阶层人口规模的壮大要求关注其体育参与情况;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要求保障农村居民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10) 人口区域分布的变化要求科学统筹公共体育资源布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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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人口结构转变视域下的上海体育发展战略研究

文章地址:www.cqpc.cq.cn/lunwenjianshang/_si_/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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