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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分类:(四) 发表时间:2019-08-10

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截止2017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41亿人, 占总人口的17.3%。1999-2017年, 我国老年人口净增1.1亿, 2017年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 000万, 预计到2050年前后

当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截止2017年底, 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41亿人, 占总人口的17.3%。1999-2017年, 我国老年人口净增1.1亿, 2017年新增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 000万, 预计到2050年前后, 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 占总人口的34.9% (央广网2018) 。这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几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4, 每3个中国人中就会有1个老年人, 可见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加速将是未来我国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这将全面、深刻而持久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情况不仅影响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还会影响到我国小康社会的建设。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大力发展老年人体育, 从宏观层面而言,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效补充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助力小康社会建设、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从与老年人个体密切相关的微观层面而言, 大力发展老年人体育是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有效手段, 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体育锻炼在老年人身心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学者的论证。如在体育锻炼与老年人生理健康方面, Robinson等 (2003) 认为, 进行体育活动可以显著增强老年人上肢和下肢力量, 提升身体素质。朱寒笑 (2009) 认为, 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平衡能力和反应能力等均会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在体育锻炼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 杨建辉等 (2011) 的研究表明,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在情绪调控、认知能力、智力水平、人格、人际交往、幸福指数等方面都更胜一筹。王港等 (2014) 的研究得出, 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参加集体娱乐体育活动能有效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消极情绪。陈治强 (2016) 认为, 体育锻炼能较好地改善老年男性的人际关系、焦虑和偏执状态。而对于老年女性, 体育锻炼在改善躯体化、抑郁和焦虑状态方面有明显效果。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 大力发展老年人体育,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 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待。特别是针对我国国情, 大力发展老年体育事业, 不仅是广大老年人的迫切希望, 更是国家积极应对、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由于我国老年群体数量庞大, 体育服务需求日益复杂化、多元化, 导致老龄体育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这种状况同广大老年人的期盼有所差距。面对日益增长的我国老年人体育服务需求以及体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如何以老年人体育需求为导向, 补齐老年人体育服务支持“短板”, 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本文从社会支持的角度系统阐述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支持老年人体育服务的成功经验, 以期为建立和完善我国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参考。

1 社会支持体系概述

“社会支持”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最初是由Raschke提出, 最早开始引入是在精神病学的文献中, 指与身体健康有关的社会因素。很多学者对社会支持进行了研究, 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支持却存在着较大分歧。Sarason等 (1991) 认为, 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Cullen (1994) 认为,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区、社会网络或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助。Malecki等 (2002) 则认为, 社会支持是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性行为, 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 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李强 (1998) 认为, 社会支持是各种社会组织与个人对社会脆弱群体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它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内外部的物质与精神扶持, 也牵涉到家庭之外的各种支持与帮助。陈成文 (2000) 则认为, 社会支持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网络的选择性社会行为, 通过物质和精神途径对社会弱势群体所施加的无偿帮助。综合上述研究, 本研究认为, 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是指为老年人群体进行体育健身活动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服务。社会支持包括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 正式社会支持是指, 由政府或社会组织依据相关政策或法律所提供的物质与精神援助, 这种援助具有经常性和稳定性, 表现的是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支持关系;非正式社会支持是指, 由家庭、邻里、同事、朋友等非正式组织或个人所提供的帮助, 一般无政策与法律可依, 具有不确定性, 更多表现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是指社会支持主体 (包括正式社会支持主体与非正式社会支持主体) 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为老年人提供体育服务而组合成的整体。其目的在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体育权益, 满足老年人的基本体育服务需求, 具体包括管理体制、政策法规、支持主体、支持内容及运行机制等。

2 美国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

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至今已持续了70多年。截至2015年, 美国65岁以上 (含65岁) 老年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约12.5%, 预计至2050年, 这一比例将达到20.7%左右, 其中, 85岁以上 (含85岁) 的高龄老年人数量将大幅增长, 达到1 800多万, 是1995年的近6倍。另据201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 至2035年, 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将达到7 800万, 18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为7 640万。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儿童人口, 这一结构性变化将给美国带来严峻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 。

2.1 多元协同的体育管理体制

美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美国老年体育管理体制的社会化与多元化, 形成了以分权管理及社会主导为特征的体育管理体制。管理主体以各级各类协会、社会组织、社团及公共体育组织为主, 政府部门主要的工作是指导和协调。由于没有专门的体育政策制定部门, 美国体育政策的制定分散在以下政府部门:体育健身与运动总统委员会 (President’s Council on Sports, Fitness, and Nutrition, PCSFN) 、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NPS) 、卫生与人类服务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房屋和城市发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 、环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或USEPA) 和美国消费品安全协会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ttee, CPSC) 等 (湛冰, 2017) 。体育健身与运动总统委员会主要负责推动老年体育活动政策的制定, 指导全国老年体育活动的开展;房屋和城市发展部主要负责开展有益于老年社区再建和修复以及老年人口住房选择的项目与活动;环保署主要负责改善社区健身环境以及社区老年活动项目的建设;美国疾病控制预防局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P) 主要负责出台推动全美老年体育活动的计划和监测与研究老年人问题的任务。而美国社区生活管理局 (Administration for Community Living, ACL)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局和国家老龄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成为联邦政府推动老年体育政策的主要行政机构。

多元管理主体注重部门协同管理。以美国《美国老年人体育活动项目参考指南》 (U.S.Reference Guide for Sports Programs for the Elderly) 文件的出台为例, 2001年, 卫生部下属的疾病防治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成立了老年人糖尿病工作组 (Diabetes Working Group for the Elderly, DWGE) 。2007年, 老年人糖尿病工作组与疾病防治中心及其下属的38个组织共同推出了这一老年体育政策。美国从1965年逐步形成了“联邦老龄署-州老龄署-县老龄署”的老年工作行政网络体系, 各级老龄署 (Administration on Aging, AoA) 成为推进全美老年体育发展的重要政府机构。美国多主体的协同管理体制还体现在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工作单位、家庭和社区, 这些部门都在老年人体育中发挥了作用。社区与家庭是发展老年体育的主要负责部门, 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发挥协助与支持作用 (湛冰等, 2017) 。

跨领域、跨部门多主体协同制定政策成为美国老年体育政策的一大特征。以《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 (National Plan:Promoting Physical Activity for Adults Over 50 Years Old) 为例, 该政策的制定主体既包括政府组织又包括非政府组织, 主要由美国疾病控制预防局和国家老龄研究所等6个组织协同制定 (Mockenhaupt, 2001) 。这一政策的推进则涉及更多的部门, 公共政策、健康、医疗卫生、社区组织、市场营销等46个部门协同进行 (Sheppard et al, 2003) 。政策的具体实施则分散在协会、社会组织、公立大学和基层社区等多元主体。最后, 体育健身与运动总统委员会、疾病防治中心、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及联邦老龄署5个部门协同负责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工作。

2.2 健全完善的老年体育政策体系

虽然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失业问题及经济发展问题, 但政府非常重视通过社会保障政策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1950年, 第一次召开白宫老龄会议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 , 此后又召开了6次白宫老龄会议, 分别在1961年、1971年、1981年、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从1961年的会议中对老年体育凭兴趣的陈述到2005年的会议中6次谈到老年体育问题, 再到2015年会议报告明确指出, 体育活动是健康老龄化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白宫老龄会议对于体育活动促进老年人健康作用的关注可见一斑。

《美国老年人法案》 (The Old Americans Act) 《医疗保险法案》 (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和《医疗救助法案》 (Medical Assistance Act) 是美国保障老年人权益的3部重要法案 (湛冰, 2017) 。1965年的《美国老年人法案》中提出, “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 使其通过有规律的身体活动和锻炼保持身心健康”, 这一法案对《60岁以上人群保持活力项目》 (Program for People over 60 Remain Active) 的诞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7年修订的《美国老年人法》中又提出, “为老年人提供公共服务, 促使老年人参加日常活动和体育锻炼, 保持身心健康”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0) 。1987年版的《美国老年人法》中的“加强体育活动参与, 促进老年身心健康”等条款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此后, 美国老年体育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各州先后推出了许多老年人体育活动政策, 老年体育活动参与率迅速提高 (湛冰, 2017)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的《健康公民计划》 (Healthy People) 也促进了老年人体育的发展。1979年, 《健康美国人——卫生署长报告》 (Healthy People——The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中指出, “老年人需要加强锻炼, 以有效地锻炼改善老年人智力和身体能力、提高老年人自理能力。”1980年, 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颁布并实施了《健康公民1990》 (Healthy people 1990) , 这标志着美国正式启动了“健康公民计划”国家战略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90) 。1981年, 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通过反复的临床实验提出, “身体锻炼是控制医疗费用的有效手段之一”, 并确定了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具体目标, 即到1990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0%能够积极参加适合年龄特征和身体状况的身体活动。从《健康公民1990》到《健康公民2020》 (Healthy people 2020) , 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颁布的4部健康公民计划中, 体育活动均被置于重要地位, 被当成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之一 (徐士韦等, 2014;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0) 。

21世纪以来, 美国出台了《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 (The National Blueprint:Increasing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ults Age 50 and Older) 、《美国人体育运动指南》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健康公民2020》和《国家体育活动计划》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 4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老年体育相关政策、规划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 Alliance, 2016;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8) 。这些政策之间互相关联, 体现了政策的完整性与配套特征。至此, 美国老年人体育服务政策形成了“白宫老龄会议”“老年人法案”“健康公民政策”以及配套政策为主的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

2.3 分工明确的社区体育管理体系

在美国, 发展社区体育成为促进老年人参与体育、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 (Kahn et al., 2002) 。2012年, 由老龄署、残疾人办公室 (Office of Disability Employment Policy, ODEP) 和发展残疾人管理局 (Administration on Disabilities, AOD) 3个部门合并而成的美国社区生活管理局开始运行。美国社区生活管理局主要通过社区支持服务满足社区老年人的物质文化需求, 并通过相关医疗补助或联邦政策完善社区设施。美国老年健康促进活动主要在社区政策的支持下开展。《社区发展体育活动策略指南》 (A Strategic Guide to Community Sports Development) 、《社区与老年人疾病防治融合发展框架报告》 (Framework Report 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and Disease Prevention for the Elderly) 、《ACL行动计划2013-2018》 (ACL Action Plan 2013-2018) 、《健康老龄化, 生活更美好——医保受益者社区预防和健康项目的评价》 (Healthy Aging, Better Life——Evaluation of Community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grams for Medicare Beneficiaries) 等10余个社区老年体育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都体现了将老年体育活动集中在社区发展的特征 (湛冰, 2017) 。同时, 美国政府重视社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 政府所提供的老年人体育锻炼设施主要集中在社区体育中心和社区公园。美国的绝大部分社区都建有社区体育中心, 中心室内外配套设施齐全。政府负责规定社区体育中心各类设施的建设标准, 并出台政策要求各州具体执行。社区体育中心为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外, 美国《健康公民2000》 (Healthy people2000) 把增加社区体育中心的数量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除社区体育中心外, 社区公园是美国老年人进行体育活动的另一重要场所。在美国, 社区公园数量多、面积大, 每1 000个公民平均拥有1~2英亩的社区公园。大多数社区公园的各种设施齐全完备, 几乎每个社区公园都配备了适合不同年龄层次、身心状况的各种体育设施, 可以同时满足大量社区居民的各种体育需求 (龚正伟等, 2014) 。

2.4 科学合理的体育志愿服务体系

美国将体育志愿服务纳入社会服务体系, 并通过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志愿者活动的顺利开展。体育志愿者在与老年人相关的公共体育服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美国就从法律层面对志愿者服务进行了保障。美国在1973年出台了《志愿者服务法案》 (Domestic Volunteer Service Act) , 这一法案明确规定了志愿者的招募、培训、监督与管理等具体事宜 (王存良, 2016) 。1999年, 又进一步修正了该法案的内容。之后, 一系列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此外, 美国还建立了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通过“志愿者总统奖” (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税收减免、体育志愿服务组织网站等方式, 激励国民参加老年人体育志愿服务 (薛玉佩, 2012) 。

体育志愿者已经成为推动美国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力量。根据“美国志愿者” (Volunteers of America) 官方网站的统计, 2014年, 在美国从事志愿者服务工作的人数高到6 260万, 志愿服务时间全年累计近80亿小时 (Volunteering in America Gov, 2014) 。在美国从事社区志愿服务大部分属于无偿服务, 每年有多达3 800万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志愿服务, 其中, 至少有1 700万人从事社区体育服务, 占总人口的5.5%, 形成了参与人数多、管理体系健全的体育志愿服务体系 (湛冰等, 2017) 。

美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协会种类较多, 划分也比较细, 且参与人群广泛。承担其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工作的机构主要是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和美国国家体能训练师协会 (National Strength&Conditioning Association, NSAC) 。前者除了研究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外, 还在运动急救、运动员健康管理、运动健康咨询等方面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培训 (吕化, 2017) ;而后者的主要功能是体育教育培训和训练师认证资格, 其培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从事专业的体育技能指导与运动医疗保健服务 (National athletic trainers’association, 2017) 。

2.5 全面覆盖的科研、教育和信息网络体系

早在1948年, 美国学界就开始关注老年体育并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老年健康问题研究。如1995年的白宫老龄会议第24号决议就提出, “增加联邦对老龄研究、老年疾病、老年护理、特殊老年人群等研究领域的科研资助”。此后, 2005年, 再次重申“基于健康营养促进和慢性病预防管理的实证研究, 老龄署应加快体育活动和营养资源库的建设”。美国许多大学都建有老年与体育促进健康实验室, 积极申报完成老龄署和老龄研究所委托的研究课题 (湛冰等, 2017) 。美国的老年人体育科研还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 转化型与推广型体育科研成果是美国老年政策制定的依据与基础。

美国十分注重“医体结合”, 构建医疗卫生服务和体育健身服务于一体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平台。倡导以运动这一非医疗手段促进身体健康, 发挥医疗卫生系统和体育系统的协同功能, 提倡医院把运动处方作为健康治疗与恢复的重要手段, 凸显以“运动促进健康” (Fit for Health) 的健康服务宗旨 (彭国强等, 2016) 。为提高医务工作者运动促进健康的指导能力, 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加强了从业人员的培训, 并建立了“医体结合”的继续教育及职业认证体系 (黄亚茹等, 2015) 。一些医学院校也加大了体育活动干预相关课程的培训, 注重学生运动干预慢性病的方法与能力的培养 (岳建军, 2017) , 旨在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能熟练应用运动干预手段治疗老年人慢性病。此外, 美国重视大众媒体对体育活动的传播, 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国家健康战略。如《健康公民2010》设立专门的信息发布和健康网络辅导网站, 《健康公民2020》建立了网络社区, 为公民提供健康资料来源和技术援助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0) 。

3 德国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老龄化社会且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早在1932年德国65岁及以上的老龄率就已经达到7%, 1972年该比例为14%, 2009年为20%。2012年, 德国联邦统计局根据相关数据预测, 在未来的50年内, 德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大幅增加, 将从23%上升至35.8% (焦佩, 2016) 。根据2008年德国柏林研究所 (the German Institute Berlin) 的一份研究数据显示, 德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远比上述数据严重。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9.3%, 到2050年可能达到55.8%, 即在2050年的德国, 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蒋红柳, 2014) 。

3.1 多部门联合制定老年人体育服务政策

德国把老年人有机会参加体育活动作为大众体育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为了保障老年人的体育活动, 提高老年人群体体育活动的参与率, 德国相关部门联合推出了多项计划。2010年1月-2012年3月, 由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盟 (Deutscher Olympischer Sportbund, DOSB, 以下简称“德国奥体联”) 牵头, 德国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部联合推出了“50岁以上老年人健身组织网络计划” (Plan for the Health Network Among Adults Age 50 and Older) , 得到了德国奥体联下属的部分单项协会和部分地区体联的积极响应。其中, 德国体操联盟 (German Gymnastics Federation) 推出了《运动直至100岁计划》 (Plan for Exercise until You are 100) , 动员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为了方便老年人及时、全面了解各类体育俱乐部的活动信息, 下萨克森州体联把50岁以上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安排集结成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体联则将体育视为年轻人与老年人沟通、联系的重要桥梁之一, 推出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起健身计划》 (Plan for the Young and the Old Exercise Together) , 这一计划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 社会反响极好。该州体联下属5个单项协会的19家俱乐部参与了该项计划, 为使计划顺利推行, 这些俱乐部煞费苦心, 对活动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积极创新, 并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 组织网络也因此更加完善 (侯海波, 2014) 。为提高高龄老人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满足高龄老人的体育运动需求, 德国奥体联与德国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部共同推出《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运动机会计划》 (Plan for Providing Exercise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over the Age of 70) (王占坤, 2017) 。各运动协会十分注重本运动项目的体育服务, 如德国射击射箭联盟针对老年群体, 提供专门性和一般性的体育服务, 组织老年人参加老年人射箭锦标赛。

3.2 运动与健康结合推动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为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德国法令明确规定老年人有权利要求参与复健运动, 通过运动恢复或维持身体运动能力, 并且将健康医疗范围扩大, 涵盖了运动俱乐部。2004年, 德国政府推行了一项重要的医疗保险改革, 健康保险的服务范围延伸至运动与健康促进等疾病预防措施, 这一改革举措,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投保人参与权的提高, 并使投保人自我健康及疾病预防的效能有了大幅增强 (刘会平, 2015) 。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老年健康服务业迅速兴起。在此背景下, 德国保险公司提出了以预防性医疗服务为主的“第二健康市场” (the Second Health Market) 概念, 其内容包括预防性健康检查、运动与旅行健康及预防服务等 (刘青, 2015) 。如果老年人需要长期进行运动复健, 无论引发的原因如何, 都可以由医师转介到运动俱乐部参与复健运动训练。而在运动复健训练过程中, 参与者需要支付的费用非常少, 因为运动复健与部分辅具装备费用都由保险公司买单。同时, 在各种针对老年人的社会机构, 如体育俱乐部、敬老院、老年人之家中提供护理或体育护理, 老年人可以在医院和康复中心进行心血管疾病体育和门诊理疗体育的诊治。

近年来, 德国运动医学界还推出了“运动即良医” (Exercise is Medicine) 的概念, 当老年人出现身体机能衰退或疾病现象时, 医生会为老年人开出运动处方, 建议他们参与运动俱乐部的“复健运动课程”, 让老年人通过“运动处方”式的运动治疗提升其生理及心理功能。

3.3 专门化与专业化培养老年人体育指导员

德国政府对志愿者工作高度重视, 把引导和支持志愿者提供社会服务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战略。1999年, 德国联邦议院设立专门的“公民志愿行动的未来” (the Future of Civic Volunteerism) 调查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为促进德国自愿的、面向公益的、不以获取物质收益为目的的公民志愿行动制定具体的政策战略与措施。担任体育志愿服务的力量主要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 2012年, 有885万德国体育志愿者担任了各类体育志愿服务工作, 其中有700万人属于无偿服务 (王占坤, 2017) 。体育志愿者占了德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绝大部分, 而相比之下, 专职和兼职体育指导员只占少数。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活跃在各级体育俱乐部, 为大众提供体育服务。管理社会体育指导员是德国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 通过立法保障、建立激励机制等措施, 德国政府不断扩大体育志愿者人数。而且, 德国政府不定期地对体育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 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 (王占坤, 2017) 。德国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 为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事故险等举措鼓励和支持民众积极投身志愿者服务。从2000年开始, 德国奥体联专门设立了“支持体育志愿服务奖” (Spor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 以表彰积极支持体育志愿服务工作的个人和机构。

德国还设立了专门的老年人体育指导员, 德国各运动俱乐部中都有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体育指导员,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多样的运动课程。为保障老年人体育指导员水平, 德国还十分注重老年人体育指导员的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健康状况、文化背景、体育需求、运动预防培训以及运动康复培训等。1970年, 西德体育联盟 (West German Sports Federation) 委托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促进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1971年, 德国红十字会在全国建立锻炼小组, 开始推广《保持健康》 (Keep Fitness) 项目, 其目的是改善老年人生活方式。该项目内容包括一般身体锻炼、水上锻炼、老年集体舞和瑜伽4项活动, 活动地点通常在老年日间照管中心、老年俱乐部、老年公寓、教堂、社区管理部门和私人会所等。他们通过提供适合不同人群的活动, 鼓励从未参加过体育锻炼、甚至害怕活动的老年人以及很少与他人交往的老年人参加《保持健康》课程班, 该项目除了指导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外, 还要培训老年人体育指导员。该项目实施后, 仅1984年就有18万老年人参加活动, 共有4 500名老年人体育指导员为11 250个锻炼小组提供了指导 (周兰君, 2009) 。此外, 大众学校、社区学校和教堂等其他公益组织也把提供老年人活动课程作为一项任务。

3.4 科学研究与专业设置助力老年人体育

1923年, 德国运动科学家Carl-Diem认为, 老年人运动的内容项目与练习质量需要有所限制, 强调避免高强度高负荷运动, 此后, 德国将运动科学研究扩展到老年人运动。20世纪70年代, 西德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相关的体育和福利政策。2007年, 德国科隆体育学院 (German Sport University Cologne) 开设了老年体育硕士专业, 2010年, 该专业更名为体育和运动老年学, 其培养目标是能运用心理学与社会学、生物学与生理学、运动和训练学相关知识分析与研究老年人体育活动, 并能通过创新身体活力方法、分析老年社会问题, 达到促进老年人健康与长寿、提升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的目的 (董伦红等, 2015) 。目前, 活跃在德国各老年人帮助中心和康复机构, 对老年人体育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德国科隆体育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

4 澳大利亚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

澳大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有16%的人口年龄达到了65岁及以上, 有超过50万人年龄在85岁及以上。数据显示, 2021年澳大利亚65岁以上人口会从2002年的250万增加到420万, 占总人口的18%, 预计到2051年, 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至总人口的26% (澳洲统计局, 2017) 。同时, 高龄化也是澳大利亚老龄化的显著特征, 如7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到200万, 占据全国人口的9%;预计到2021年此比例将增加到13%, 而到2051年此比例更将增加到20%, 人口数大约570万。澳大利亚的男、女性平均寿命已分别达到了83、78.3岁, 上升到全世界的第2名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ing, 2017) 。澳大利亚持续增长的老龄化趋势, 使得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缓慢, 从2008年开始, 经济增速就从未超过3.25%;此外, 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当地医疗卫生部门的负荷不断加大。因此, 作为典型的老龄化国家, 澳大利亚已形成了包括体育服务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老年人养老服务体系。

4.1 实施家庭和社区保健计划

1984年, 澳大利亚开展了《家庭和社区护理服务》 (Family and Community Care Services) 项目。该项目的宗旨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在社区和家庭中提供一些综合性的服务, 主要包含家务类服务、个人护理类服务、医疗类服务以及社交类服务, 而社交类服务包括了帮助制定活动计划等, 如指导老年人锻炼、行走、加强肌力和平衡训练等 (刘腊梅等, 2017) 。该项目的运营经费主要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区政府联合筹集, 其中, 联邦政府筹集的资金约占总资金的60%, 而维持日常运转的管理经费则由州政府与地区政府负责 (Chen et al, 2014)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开展护理《社区能效计划》 (Uniting Care Community) , 即联合护理社区, 其在全州范围内拥有8 400多名员工和志愿者, 280多个服务机构, 提供的服务范围涵盖到了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等各个年龄层次群体。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还开展了社区创新计划《老年人体育赛事》 (Senior Sports Events) , 该赛事的目的是让老年人最大限度地参与、最大程度地享受体育运动并增加老年人的自信 (Clark et al., 2003) 。该项赛事设有专门的管理委员会, 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有非常明确的角色和责任,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鼓励老年人积极从事体育活动并参与到该项赛事之中。赛事的赞助商包括, 昆士兰卫生组织的家庭和社区护理资源部门、布里斯班市议会、昆士兰科技大学以及相关社区。赛事通过广播电台、电视频道和报纸等媒体进行宣传。昆士兰科技大学每年有超过1 500名攻读护理、人体科学和体育专业的本科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该项赛事, 为体育赛事提供帮助。为在该项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 许多代表队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就开始进行训练, 充分显示了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4.2 制定活跃老年人行动计划

澳大利亚卫生调查报告显示, 澳大利亚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61.4%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基于澳大利亚国民不尽理想的健康事实, 健康部颁布了《身体活动指导手册》 (Physical Activity Manual) , 规定不同年龄人群每天可以久坐的时间, 并指出, 在无法避免坐着工作时, 要尽可能多的起身活动 (Wilmot et al., 2012) 。而经常参加体力活动对老年人来讲, 不仅可以提高力量、平衡和灵活性等身体素质以减少跌倒与骨质疏松的风险, 还可以减少高血压、2型糖尿病、乳腺癌、心脏病以及过早死亡等疾病的风险, 从而促进健康老龄化。因此, 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参与水平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体力活动作为改善和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广泛重视 (Medibank Private, 2007) 。

2007年, 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活跃澳大利亚蓝图:政府和社区提高人口体育活动水平行动》 (Analysis of Blueprint for an Active Australia) 。在此基础上, 2009年澳大利亚心脏基金会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等特征, 发布了重点领域行动计划《活跃老年人行动计划》 (National Heart Foundation of Australia, 2009) 。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 大规模媒体宣传老年人的体育需求;2) 为老年人设计和实施内涵多元的体力活动战略计划, 包括教育、促进参与运动动机和减少运动障碍等;3) 制定和实施力量和阻力训练方案, 促进老年人的肌肉力量等 (徐士韦, 2014) 。

4.3 强化体力活动媒介传播战略

澳大利亚政府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在有效设置社区体力活动议程方面的作用, 鼓励各类媒体参与身体活动的推广, 从而提高公众对体力活动的认识, 改变人们的体育态度,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Tudor-Locke et al., 2003) 。相关研究表明, 在宣传、提醒、鼓励与支持社区居民改善体育活动方面, 大众传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大众传媒的推广, 居民进行中高强度步行的比例得以显著提高 (Abioye et al., 2013) 。因此,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体力活动媒介传播战略, 并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各类媒体通过宣传定期从事大于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益处以及身体活动不足对健康的危害, 使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能真正意识到身体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 (王晓波, 2014)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营造积极的体育文化氛围, 并根据年龄、种族、生活习惯的不同, 采用相应的宣传教育方式, 试图提高所有居民参与身体活动的兴趣。与此同时, 各类媒体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积极创新体育宣传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增强民众身体活动的意识, 如“无电视日、关电脑日” (No TV day No Computer day) 等特别活动就分别由电视媒体和数字媒体推出。另外, 澳大利亚政府还专门下拨资金, 用于建设增强身体活动的热线, 邀请运动促进健康专家为居民解答如何提高身体活动等问题 (Shilton et al., 2014) 。在澳大利亚社区的“老年人体育赛事”创新计划中, 十分注重向广大社区传播赛事信息, 鼓励赞助商对赛事进行赞助和宣传, 并向当地媒体如广播电台、电视频道和报纸等发送新闻稿 (Clark et al., 2003) 。

4.4 完善的基础医疗服务体系

澳大利亚的基础医疗体系非常完善, 健康从业人员主要包括家庭医生、物理治疗师和运动生理学家等健康辅助成员。澳大利亚居民对自身身体状况较为关注, 每年至少看一次家庭医生的居民占比8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澳大利亚政府对健康从业人员不定期地进行专业培训, 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 使之具有风险评估和开具运动处方的能力。澳大利亚约每800人拥有一名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在老年人健康保障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给老年人提供日常医疗保健服务并开具相应的运动处方 (Kamd et al., 2003) 。全科医生作为家庭医生, 不仅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还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常保健和健康教育的服务。除此之外, 还与医院的医生保持联系, 为老人提供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和运动康复服务。仅2008-2009年, 全科医生就为澳大利亚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了约3 960万次服务, 占其总服务人次的30%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此外, 澳大利亚的家庭医生、运动生理学家与物理治疗师等健康辅助成员之间联系密切, 并建立了相互推荐机制。例如, 家庭医生一旦发现患者具有慢性病风险, 就会把患者推荐给经验丰富的运动生理学家或物理治疗师, 其后的评估和物理治疗干预将由他们接手, 这样不仅提高了患者的健康管理能力, 还提高了他们的身体活动水平 (Milton et al., 2014) 。因此, 广泛的服务主体及服务内容满足了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服务需求。

5 日本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也是最大的长寿国。日本的老龄化率在1970年就达到7%, 在亚洲和世界范围早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 日本的老龄化持续加速,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在2008年达到2 822万人, 占总人口比例的22.1%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2008) 。2013年, 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3 172万人, 占总人口的24.9%, 创历史新高;2016年, 日本老年人口达到3 459万, 占比首次超过27%, 且75岁以上人口有1 691万, 在总人口中占13.3% (日本内阁府, 2016) 。据推算, 2050年日本老龄化率将达到32.3%, 成为全世界高龄者比例最高的国家, 几乎每3人中就有1名老人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2008) , 这一数据说明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5.1 政府主导的大众体育管理模式

日本大众体育管理制度基本上采用了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区町村的三级管理模式, 其中, 文部省体育局是最高的政府体育管理部门 (李明等, 2009) 。文部省专门成立了保健体育审议会, 为加强地方体育事务的管理, 还在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对应的教育委员会。此外, 建设省、通产省和厚生省等部门也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余方云, 2004) 。以《健康日本21》为例, 国家是制定该计划的核心机构, 负责制定基本方针;都道府县根据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计划, 同时负责指导市町村层面的健康团体;而市町村和保健中心等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以与上级计划相协调为原则, 策划并制定本地区计划, 开展国民健康促进活动 (厚生省, 2000) 。

在促进老年体育发展过程中, 日本政府除了履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拨付活动经费、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方面的职责外, 还积极引导增强民间活力, 鼓励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投入资源, 协助推进老年体育政策工作 (陈思远等, 2018) 。政府对学校、企业、民间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予以经济支持, 资助方式采用“民办官助” (王占坤, 2017) 。如日本体育协会承接了文部省的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举办体育节、组织青少年体育团以及进行各种体育研究等具体工作。近年来, 日本体育协会还设置了关于看护福祉、健康的新科会, 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因此, 日本基本上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老年人体育发展格局。

5.2 与时俱进的健康促进政策

日本在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 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及独特的养老方式, 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978年, 日本首次推出国民健康运动计划, 重点在于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 普及增进健康的知识 (厚生劳动省, 2012b) , 并在此期间制定了《增进健康的饮食生活指针》。1988年, 日本又推出了第2次国民健康运动计划, 旨在促进民众养成健身锻炼的习惯, 丰富与完善从婴儿到老人的健康体检与保健辅导体系。1989年, 日本政府制定《黄金计划》, 旨在给低收入老年人提供家庭上门护理服务、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设施。为给老年人健康运动及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的场地设施, 1994年, 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黄金计划》。1999年, 日本政府再次完善该计划, 推出了《黄金计划21》, 旨在通过此计划建立护理保险制度 (丁英顺, 2014) 。

2000年, 日本厚生省下发的《健康日本21》国民健康运动文件, 标志着2000-2010年为期10年的第3次国民健康运动正式开始。文件中为改善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锻炼习惯, 制定了每天增加1 000步的体育锻炼目标 (曹振波等, 2017) 。2006年, 厚生劳动省制定了《运动指南2006》, 规定了身体健康指标和相应的运动量, 以预防并纠正民众的不良习惯 (张鑫华等, 2014) 。2011年, 厚生劳动省颁布了《关于实现“健康日本21”目标值的现状与评价》白皮书, 在分析总结2000-2010年10年间《健康日本21》计划实施成果的基础上, 得出了“体医结合”的重要经验。此后, 日本开始重视“体育与医学相结合”的科学健身模式。2013年颁布的《运动基准》中就有针对体育健身的医疗干预指示, 尤其是针对慢性病高危人群 (厚生劳动省, 2012b) 。随后发行的《运动指导的安全策略》中介绍了如何对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体育指导, 并以运动损伤的实例, 阐述了运动损伤预防的重要性与运动损伤时的对策 (厚生劳动省, 2006) 。2012年, 厚生劳动省颁布第2期《健康日本21》, 设定了65岁及以上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步数的目标值 (曹振波等, 2017) 。

在整个国民健康运动计划期间, 日本政府还颁布了多部政策法规保障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如《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1995年) 、《体育振兴基本计划》 (2000年) 、《体育振兴彩票法》 (2001年) 、《食育基本法》 (2005年) 、《体育基本法》 (2006年) 等法律文件 (陆作生, 2008;橋本直樹, 2006;日本文部科学省, 2006, 2010;中村秀一, 2013) 。以与时俱进、目标明确的健康促进政策构建了针对老年人健康的长期规划, 同时注重“健康一生”的理念, 并配套了相关法律, 赋予健康政策的法律地位。

5.3 健全完善的体育指导员制度

日本在老年人体育政策推动与落实过程中, 将培养高数量、高质量、不同层次及不同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者置于与体育设施同等重要的地位, 并作为社会体育发展全面振兴的重要措施 (张玲等, 2009) 。1957年, 文部省以振兴地方体育为目的, 设立了体育指导委员制度, 《体育振兴法》 (1961年) 对充实体育指导员做出了明确规定 (森川贞夫, 2003) 。在1972年的保健体育审议会上, 文部大臣咨询机构指出, 社会体育指导员一定要具有正式资格。1988年, 《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授予制度》由文部省正式颁布, 并被日本社会体育界公认, 自此, 日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得以制度化。通过几年的制度实施, 1994年, 日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69 633人, 其中包括了52 862名社区体育指导员 (李相如, 2002) 。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实际登记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经突破了10万人, 达到了107 705名, 其中包括了8 276名复数资格者 (1) (丛宁丽, 2005) 。

日本体育协会又以民众体育活动类型、技能水平及运动趋向为原则, 设立了基础体育指导员、健身体育指导员、体育经营指导员、竞技类体育指导员和运动医学指导员5大类型的体育指导员 (钟建明, 2013) 。1988年, 日本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范围进一步拓宽, 具有医学知识与运动指导能力的“健康运动指导员”纳入培养范围, 并制定了严格的资格考试制度及资格证书定期更新制度。2006年, 《健康运动指导员培养及普及方案》予以颁布, 该方案规定相关从业人员要取得健康运动指导员资格证书须通过考试 (黄亚茹等, 2016) 。2011年, 日本《体育振兴法》纳入了“体育指导员知识、技能审查事项”内容, 社会体育指导员受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共同管理, 资格管理由体育协会负责, 培养任务主要由大学或学院的体育系、专业学校及民间体育运动团体负责。

5.4 发达的社区体育组织网络

目前, 社区俱乐部是日本老年人参加有组织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为实现老年人生命的意义、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社区成为帮助老年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或支持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主体 (刘泰佑, 2012)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社区建设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体育活动成为日本政府进行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1976年, 日本文部省发起了一项关于“促进日常生活体育发展的调查研究”, 提出市町村体育行政部门应制定政策, 以保障社区体育俱乐部体系化建设。1977年, 文部省对市町村在体育俱乐部创建方面的工作, 进行了财政补贴, 并将推动体育俱乐部创建事业纳入专项预算。1987年, 文部省又实施了社区体育俱乐部联合组织创建事业, 并对联合体育俱乐部做出贡献的市町村进行财政补贴 (何文捷等, 2017) 。

在政府的推动下, 出现了许多以老年人为中心的体育俱乐部。1994年, 日本桩川体育财团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日本的37万个社区体育俱乐部中共有1 169万名会员, 每个俱乐部平均有31人, 会员总数约占总人口的10% (余方云, 2004) 。而据日本桩川体育财团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 日本60~69岁的老年人中有18.2%会选择参加社区体育俱乐部, 7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15.2%会选择参加社区体育俱乐部 (陈朝先, 1998) 。

1995年, 日本还启动了综合型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试点创建工作, 2000年颁布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更是明确了未来日本综合型体育俱乐部的建立和发展是实现终生体育社会的重要战略, 并要求每个市町村在10年内, 即在2010年前, 实现建立一个综合型体育俱乐部的最低要求。截至2015年, 日本已经建立了3 550座综合型社区体育俱乐部, 分布在80.8%的市町村中 (日本文部科学省, 2015) , 并在综合型体育俱乐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群体的身心特点。

6 发达国家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6.1 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在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基本形成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局面。参与体系建设的主体涵盖了政府组织、体育社会组织、协会机构、企业、社区、学校、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及医生等, 每个主体在体系建设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协同配合提供老年人体育服务。例如, 美国国家健康战略非常重视部门间的合作, 不管是战略的实施还是协调, 都通过多部门进行协作。而《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更是由46个部门共同推进;德国在老年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 除了政府部门外, 体育社团、企业及志愿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在体育部门、交通部门、城市规划部门、社区服务部门等多个部门的合作下, 提高了国民的体力活动参与水平, 进而提升了国民体质;日本为了推动健康老龄化的发展, 政府承担了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体系、投入充足的活动经费、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关键性职责。此外, 民间体育组织、学校、公司企业等社会力量协同推进了老年人体育服务。

我国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除了体育系统应当肩负一定的责任外, 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卫生部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也应承担相应的职责。以跨部门、跨领域合作为基本原则, 实现多部门共同参与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格局。

6.2 政策法规保障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法律政策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规范, 更是全社会共同参与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逻辑。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 始终伴随着政策法规的建设, 系统、连贯、完善的政策法规给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例如, 美国颁布了专门性的老年人体育法规《国家计划:促进50岁以上成年人身体活动》;日本为了更好地实施健康计划, 配套了许多相关的政策法规, 其中包括了多部法律。目前, 我国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还处于探索时期, 政策不够完善, 相关法律缺失。最为相关的一部政策法规是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意见》, 但欠缺可操作性。因此, 在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的基础上, 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加强立法, 明确责任主体、服务标准及监管机制等, 注重创新政策内容, 注入政策活力。例如, 将志愿服务、大众媒体宣传、饮食等纳入到政策内容当中, 建立卫生系统与体育部门联动的“体医结合”政策机制等, 以政策法规保障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6.3 社区组织供给老年人体育服务

社区作为开展老年人体育活动的重要领地, 在发达国家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老年人健康促进呈现出集中在社区中开展的趋势, 社区体育成为促进老年人参与体育和增进健康的重要策略, 社区就成为老年人体育政策实施的主要推动主体。同时, 美国政府还特别重视建设社区公共体育设施, 并通过联邦政策与相关医疗补助改善社区设施。澳大利亚则在社区中给老年人提供社交类服务 (如指导老年人锻炼、行走、加强肌力和平衡训练等) , 同时配套有家务类服务、个人护理类服务、医疗类服务等其他综合服务。日本对社区建设十分重视, 体育活动被纳入社区建设之中, 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 社区俱乐部是老年人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政府等部门建立了体育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综合社区体育俱乐部, 并配备有高水平的体育指导员, 推进社区体育的发展。因此, 我国应该大力开展以社区为依托的老年人体育活动, 将体育活动融入日常生活中, 使老年人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同时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通过改善体育设施、建立社区保健服务、加强与社区医院合作、建设社区老年人体育组织并营造锻炼氛围等, 形成老年人体育健康促进的社区生活方式。

6.4 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服务于老年人体育

志愿者与体育指导员在发达国家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构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是推动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完善的体育志愿服务体系, 也为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的建设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美国社区志愿服务人员每年约有3 800万, 其中, 至少有1 700万人从事社区体育服务, 而这些志愿服务工作均不计报酬。2012年, 德国有885万体育志愿者, 其中700万志愿者无偿进行服务, 另外185万志愿者则担任了某些职位, 其每年劳务价值67亿欧元。目前, 日本体育协会注册的体育指导员已达到了389 123人, 其中226 999人已获得初步资格证书, 占指导员总数的58.3%。同时, 发达国家政府又以加强管理、立法保障、建立激励机制等反哺体育志愿服务, 提高体育志愿者专业水准、服务质量, 形成了良性循坏。美国已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审查制度和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包括设立国家志愿者总统奖、税收措施及体育志愿服务组织网站等。德国设立了支持体育志愿服务奖, 并通过给志愿者购买意外事故保险与给予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志愿者服务, 此外, 德国还具有专门的老年人体育指导员证书。日本很早就出台了《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授予制度》, 而后又增加了具有医学知识与运动指导双重属性的“健康运动指导员”, 形成了由大学或学院的体育系、专业学校以及民间体育运动团体的多元化的体育指导员培养体系。因此, 我国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完善老年人体育志愿服务体系, 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的培养力度。

6.5 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共建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在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协同作用, 积极倡导“体医结合”的服务理念, 打造“体医结合”一体化的健康服务平台。美国提倡以运动这一非医疗手段促进健康, 发挥体育部门与医疗卫生部门间的协同作用, 如在医学院校开设体育活动干预课程, 培养学生运动干预慢性病的能力, 还倡导将运动处方作为一种健康诊疗手段。德国政府统筹保险体系、医疗系统和运动中心或俱乐部进行合作, 将保险资源与健康促进进行深度融合并将运动参与纳入到医疗保险改革, 真正做到“体医融合”。澳大利亚主要由全科医生提供日常医疗保健服务, 并在健康从业人员之间建立了互相推荐机制, 完善的日常医疗保健服务为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保障。日本政府特别重视“体医结合”的科学健身模式, 设立了体育与医学相结合的健身中心, 在各健身中心配备了医务室, 确保“体医结合”模式的顺利运行。而目前我国体育部门与卫生系统在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构建中联系较少, 缺乏部门间的联动, 协同的“体医结合”政策机制也尚未建立。因此, 在“健康中国”背景下, 我们应加强老年人的体医结合与运动干预的研究与实践, 加强医学和体育结合的理论、技术以及政策的创新性研究, 促进医学与体育深层次、多维度融合, 促进健康产业与体育产业对接, 建立健全老年人体育服务的环境和医疗服务网络。

7 结语

通过分析发现,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的体育服务社会支持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1) 多元主体协同推进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2) 政策法规保障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建设;3) 社区组织供给老年人体育服务;4) 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服务于老年人体育;5) 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共建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等。然而, 由于各国的体育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老龄化程度及治理老龄化的理念的不同, 各国又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例如, 美国采取多元主体协同的体育管理体制;日本采取政府主导的大众体育管理模式;德国为专门化、专业化地培养老年人体育指导员, 并用科学研究与专业设置来助力老年人体育服务;澳大利亚把老年人体育服务融入《家庭和社区保健计划》中实施, 并十分重视体力活动的媒介传播;德国将保险资源与健康促进进行深度融合并将运动参与纳入到医疗保险改革中。因此, 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立足本国国情,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体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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