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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体育博物馆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实践与展望

分类:(四) 发表时间:2019-08-10

0研究背景 2015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9号国务院令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5 ) , 公布实施《博物馆条例》, 提出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水平, 发挥博物馆教育、科研作用, 挖掘博

0研究背景

2015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59号国务院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5) , 公布实施《博物馆条例》, 提出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水平, 发挥博物馆教育、科研作用, 挖掘博物馆藏品内涵, 增强博物馆发展能力等规划, 体现出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深切关注。同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安博物院时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 管理好, 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 让历史说话, 让文物说话”。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7) 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对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体育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应承担新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多家体育博物馆相继建成开放, 为博物馆大家庭注入了“体育”的生机与活力。近几年来,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全球体育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浪潮中, 数量与质量有所提升, 并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如新建世界性体育博物馆, 体育博物馆与体育赛事融合发展, 体育博物馆策划主导体育文化巡展, 中外体育博物馆交流合作, 体育博物馆联盟形成等, 彰显出体育博物馆在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与潜力。

2017年伊始,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位于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并在留言簿上题词:“弘扬奥运精神, 促进和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着眼, 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 本文分析体育博物馆在体育文化传承发展中的角色担当, 并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博物馆发展实践的基础上, 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背景下对体育博物馆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旨在探索新时代体育博物馆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新思路。

1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体育博物馆的角色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对本文化的自觉, 对他文化的尊重, 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 强调不同文明共同进步, 共促民心相通, 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推动人类进步, 维护世界和平 (邹广文, 2016) 。世界共通的体育主题赋予体育博物馆兼容并蓄、生动亲和的特性, 体育博物馆通过支撑体育遗产保护与体育文化传承, 助力体育文化普及与体育文史研究, 增强体育文化自信与体育文化交流的角色担当, 为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贮藏宝库、源头活水与联系纽带。

1.1 支撑体育遗产保护与体育文化传承的贮藏宝库

博物馆 (museum) 一词的语义学源头, 一是神话中记忆女神的女儿缪斯的居所, 二是埃及希腊化时期服务于学术研究的公共图书馆。而博物馆的代表性意象从收藏家私有的“玻璃匣”逐渐转变为大众观展的“珍奇屋”, 折射出博物馆“储藏记忆”与“展示文化”的属性 (Lumley, 1988;Marstine, 2006) 。作为具有历史叙述权力和公共展示权威的文化机构, 博物馆曾为欧洲人表征历史、想象“他者”和制造“现代性”观念提供支撑 (Gurian, 2006) , 成为人类文明的空间地标。而我国知识与文化传统中的“博物体 (志) ”则更具“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的属性, 贴近生命体验与“活态文化” (彭兆荣, 2010) 。

博物馆的机构性权威和“活态”的中国品格与“体育”主题叠加, 使我国体育博物馆不仅拥有收藏、保护和展示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职能, 更具备呈现、表述和展演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潜力。我国不同类别与范畴的体育博物馆形成合力, 可以系统阐发中华体育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 集中展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超越时间与空间、富有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的遗产, 从而推动我国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并作为公共文化资源, 融入世界体育博物馆群落, 汇入世界体育文化的海洋。

1.2 助力体育文化普及与体育文史研究的源头活水

随着体育运动参与度、流行度的提高, 体育运动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史也成为社会文化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过去的数十年中, 全世界的体育博物馆数量不断增加, 但体育博物馆却一度在史学界遭受冷遇。史学家们批评体育博物馆所展示的体育史是经过简化与抛光的“庆祝式”体育史——扁平乏味, 充斥刻板印象。对此, 以英国体育史学家范普鲁与前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馆长摩尔为代表学者提出“体育学术史”与“体育公众史”的区隔, 坚信在充分做好文物整理、文献查证并提供高质量博物馆文本的基础上, 体育博物馆有资格、有能力参与体育史建构, 成为体育文化知识的重要载体, 并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向大众传递具有亲和力的体育知识, 传递体育精神, 促进体育参与 (Vamplew, 1998;Phillips, 2012) 。

观看、体验、思考, 知识传递与情感教育双翼的展开, 使体育博物馆成为体育文化代际传承与发展的绝佳阵地。同时, 体育博物馆与体育史研究天然亲近、互动频繁, 体育博物馆资源为体育史研究提供思路源泉与“物证”, 体育史研究的成果在体育博物馆中得到展示和分享, 拓展了体育知识的时空。纵观当今中外体育学界, 已有围绕体育博物馆及其依托或合作的体育科研机构而形成的体育文史研究团队, 体育文史研究与体育博物馆的双向演进成为阐发、传播体育文化的重要动力 (杨竞, 2015) 。

1.3 增强体育文化自信与体育文化交流的联系纽带

体育博物馆文化符号密集, 通过独特的历史修辞生产意义, 制造认同, 帮助参观者在历史的联系中, 以体育为媒认识自身、归属的群体和所处的世界 (Yang, 2017) 。体育的大众性和日常性使体育博物馆获得大量潜在观众, 在体育博物馆场域中, 被展示的体育文化与被体验的体育文化交织, 通过“物”与“人”的联结落实了大众作为体育文化主人翁的地位。体育博物馆汇聚体育遗产, 阐发体育文化传统, 弘扬体育文化精神, 体育博物馆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写照。我国体育博物馆传承发展体育文化能力的提升, 能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体育智慧, 为增强体育文化自信提供博物馆方案。

体育文化自信的提升不但凝心聚力, 反哺体育博物馆的发展, 还能为体育博物馆“走出去”传播体育文化构建通途。一方面, 体育博物馆能够通过与体育赛事、体育旅游等的融合, 联通“体育界”, 并通过文物传递, 特展、临展、巡展策划等方式, 联通“博物馆界”, 提升体育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 借助体育这一世界性“语言”, 体育博物馆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力, 在“物”“人”“馆”“信息”等多个层面可以展开跨国、跨地区、跨文明对话, 拥有成为世界性体育文化交流舞台的巨大潜能。

2 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实践探索

2.1 我国体育博物馆发展历程概述 (1979-2018年)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中国体育从复苏走向繁荣, 我国体育博物馆事业逐步发展。1979年9月28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会通过《关于搜集和整理体育文史资料的决定》, 并在常委会下设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有组织地推进体育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 2018) , 为我国体育博物馆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81年, 原国家体委在《体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中明确提出筹建“中国体育博物馆”的计划, 1983年, 正式宣布筹建中国体育博物馆。经历近10年的筹备, 1990年9月22日, 中国体育博物馆开馆, 在1940年全国国民体育会议通过的《创办中国体育博物馆》决议夭折后半世纪 (谷丙夫, 1992) , 我国体育博物馆事业大幕开启。

之后的10余年间, 虽有个别项目专题体育博物馆和省级体育文物陈列室建成, 但我国体育博物馆整体发展迟缓 (黄洋等, 2016)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为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2004-2008年, 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分馆、中国体育博物馆杭州分馆、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等奥运主题博物馆相继向大众开放, 临淄足球博物馆 (中国体育博物馆临淄分馆)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也陆续建成。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至今是我国体育博物馆事业高速发展的10年。2015年,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通知》, 明确提出, 做好运动项目资料整理工作, 举办项目发展史的展览, 建设体育博物馆, 推动我国体育文博事业发展。据统计, 目前我国各级各类体育博物馆总数已突破100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2011年开馆的我国第一个省 (区) 级综合性体育博物馆——陕西体育博物馆, 同年开馆的以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为主题的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 为迎接2017年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以下简称“全运会”) 筹建开放的天津市体育博物馆, 以及2018年3月31日揭幕的我国第一个国际级体育类专业博物馆——国际乒联博物馆 (与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两馆合一) 等。另有苏州体育博物馆、宁夏体育博物馆、中国冰雪体育博物馆 (黑龙江) 、中国棒球博物馆 (广东中山) 等正在筹建或计划筹建。

由于博物馆建筑的原因, 中国体育博物馆于2003年闭馆, 新馆至今尚未建成开放。2006年, 国际奥委会依托奥林匹克博物馆成立“奥林匹克博物馆协作会” (Olympic Museums Network) , 中国体育博物馆成为首批成员单位。2013年, 中国体育博物馆加入奥林匹克博物馆在全球策划发起的《奥运人语录》工程, 收集中国奥运人物“口述史”纪录短片并登载于“中国奥运人语录”专题网页, 相关资料将永久保存在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和中国体育博物馆 (王军等, 2016) 。

2.2 我国体育博物馆发展的新态势

近年来,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实践中呈现出多元联动、赛事融合、联通中外、多维拓展的新态势。

2.2.1 多元联动

目前, 我国体育博物馆样态丰富。在类别上, 包含体育赛事类、体育项目类 (单项、多项) 、体育人物类、综合体育史类博物馆等;在级别上, 包含国际级、国家级、省 (区) 级、市级、街道级等体育博物馆;在建设主体上, 以政府机构、行业体协、高等学府为建设主体的体育博物馆与体育企业、私人筹建的体育博物馆并行发展;在涵盖的体育活动内容上, 包含奥林匹克及奥运项目类、武术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类与休闲体育活动类等。体育博物馆虽体量有别, 但已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2017年4月, “全国首届体育类博物馆建设发展学术研讨会”上, 中国体育博物馆提出建立中国体育类博物馆联盟《倡议书》。2017年9月, 中国体育“两博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与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在内蒙古包头举办, 中国体育博物馆等11家机构作为首批成员的“中国体育博物馆联盟”正式成立, 联盟首个联展“中国第一”登场亮相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2017) ;2018年, 在广州举办的中国体育两博会首次设立“博物馆馆长论坛”, 标志着我国体育博物馆进入互动共享、联动发展的新时代。

2.2.2 赛事融合

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期间, 天津体育博物馆迎来参观潮和媒体访问潮。除“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和“奥林匹克藏品博览”两个常设展外, 全运会期间馆内还展出了两个全运主题的临时展;在天津体育博物馆录制的全运会特别节目《全运说点嘛》亮相中央电视台, 人民网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微博等平台进行博物馆讲解直播。同期, “动·境——中华古代体育文物展”在天津博物馆揭幕, 并与馆内丰富多彩的古代体育体验活动及《文物见证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我与博·戏——述说体育文物策展的故事》等讲座互相配合 (天津博物馆, 2017) 。体育文博盛宴在全运会期间演绎出独特的文化风景, 成为体育博物馆与赛事融合的典型范例。

2014年以来, 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多馆联合、依托赛事、参与体验”的理念指导下, 联合四川博物院等博物馆机构, 在国内重大体育赛事主办地策划体育文物系列展览 (表1) , 以“联展加巡展”的模式发出了体育博物馆的时代新声, 推动与赛事融合, 成为当前我国体育博物馆领域的显著特征。

表1 2014-2018年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参展的体育展览    下载原表

表1 2014-2018年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参展的体育展览

2.2.3 联通中外

我国的体育博物馆一方面作为窗口向国内外宾朋展示中国体育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 也开始为中外体育的联通对话搭建桥梁。2015年10月23日, 在曼彻斯特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布置的小型展览, 习近平总书记赠予该馆的出自山东临淄的仿古蹴鞠当天便在博物馆中亮相。同时, 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与临淄足球博物馆宣布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在展品、展览、教育、研究等领域开展合作。2016年10月起, 中、英两馆交替承办年度“世界足球文化高峰论坛”, 开展交流研讨。首届论坛举办期间, 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甄选了11件藏品在临淄足球博物馆展出。两馆的交流合作是以体育博物馆为平台开展跨文化交流的有益探索。

2.2.4 多维拓展

随着我国体育博物馆实践的深入, 体育博物馆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维度得到拓展。以陕西体育博物馆的实践为例, 一方面, 馆方积极将教育活动延展至博物馆“墙外”, 开展庆祝全民健身日展览、“红色体育宣传展”“博物馆进校园”、博物馆“开学第一课”等活动, 探索博物馆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结合的模式;另一方面, 将华阴老腔艺人请进馆中, 邀请他们以挖掘陕西体育历史为契机, 创作体育主题的作品, 促进体育文化遗产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结合, 丰富了博物馆的文化功能。

体育博物馆的发展离不开研究的支撑。2000年以来, 中国体育博物馆内部研究者崔乐泉 (2000) 王军 (2009) 等对我国体育博物馆的审思逐步激发了国内学者对我国体育博物馆的藏品意涵、功能释放、发展路径等问题的探讨。2013年、2015年“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及“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查与数据库建设”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 其研究成果将为体育博物馆资源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助力。我国体育博物馆相关教育与科研活动的开展, 正在帮助我国体育博物馆探索以体育博物馆为媒介的共享体育文化途径, 拓展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时空。

2.3 我国体育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体育博物馆不仅收获量的增长, 还出现了多元联动、赛事融合、联通中外、多维拓展等新亮点, 积累了发展经验。但与此同时, 在我国体育博物馆由萌芽走向成熟的实践中,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2.3.1 文化功能发掘不足

我国体育博物馆文化功能的发掘依然不足。该问题一方面源于体育博物馆受关注程度依然较低, 其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 对体育博物馆的普查、分类、管理和评估欠缺。“中国体育博物馆联盟”自2017年成立后, 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一问题, 但目前“联盟”成员单位有限, 如何吸纳新成员, 特别是“识别”不同类型和级别的体育博物馆, 令我国体育博物馆大家庭中的各成员所代表的体育文化的丰富性得到保障, 是发掘体育博物馆文化功能的前提。

另一方面, 我国体育博物馆文化功能发掘的不足还与部分博物馆团队欠缺专业化和科学研究保障不足有关。例如, 与中国体育博物馆和部分高校筹建的体育博物馆不同, 我国部分地市级体育博物馆缺乏相关的展品研究部门和 (公共) 教育部门, 限制了体育博物馆作为体育知识传播、体育意识培养的重要场域发挥其教育功能。如前文所述, 当前体育博物馆相关研究议题将随着相关科研项目成果的转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如:成都体育学院招收“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生) 等得到改善。体育博物馆对自身藏品质量、展陈设计的精进, 对教育合作机制的开拓, 对公众展示权威的维护、对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力的提升, 是发掘文化功能的基石。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文化功能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博物馆是呈现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的细节与缩影 (库诺, 2014) ,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吻合。体育博物馆是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城市公共体育文化空间塑造、国族体育文化认同塑造、全球体育文化多样性塑造、推动体育文化交流等方面大有可为, 但目前,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上述方面设计仍然不足。我国体育博物馆展陈实践中, 依然着重依托与展品的考古学语境, 对展品的美学语境、人类学语境、当代语境阐释不足, 展览中常常将体育文化的“在地”演进与体育文化的“全球”发展割裂, 对体育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关系的感知有待加强。

2.3.2 大众基础欠缺

我国体育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另一问题是缺乏大众基础。部分体育博物馆观众稀少, 尤其是自发的零散参观者稀缺, 与我国综合性博物馆及这一领域领先的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参观者人数差距显著 (曼彻斯特新馆揭幕13个月参观者突破50万人次) 。体育博物馆对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吸引力均有待提升, 博物馆的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体育博物馆大众基础的欠缺与体育博物馆在“博物馆圈”尚属新面孔相关, 也与前文提及的体育博物馆文化功能开发不足密切联系。如何充分借助体育主题, 结合大众日常体验, 将体育文化的画卷最大限度呈献给大众;如何吸引当地群众走进体育博物馆, 重访体育博物馆, 参与体育博物馆活动, 贡献策展智慧, 树立体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如何吸引中外游客知晓、走进体育博物馆, 共读中华体育故事, 共享丰富体育文化等, 仍是我国多数体育博物馆当前面临的问题。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我国体育博物馆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思路举措

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新时代, “体育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各级各类体育博物馆相继出现并蓬勃发展, 自觉承担起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使命, 也存在一定不足。新时代的机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对体育博物馆提出了联结体育文化当代价值、推进体育文化遗产保护、加强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体育文化共进共享的新要求。我国体育博物馆应坚持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探索思路举措, 开启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新征程。

3.1 创新发展:链接当代价值, 让体育文物活起来

创新是发展的内部动力。创新发展, 首在观念。对历史与传统的阐发既要在文物与文字的海洋中整理探寻, 也要挖掘阐释历史物证与遗存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陈来, 2017) 。“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 紧密结合起来, 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继承” (习近平, 2014) , 严谨认真地研究体育历史, 与时俱进地弘扬体育精神。

创新发展, 也要创新方法。当前, 《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博物馆奇妙夜》等电视节目, 为博物院搭建了通向更广阔大众的桥梁。体育博物馆应把握这一时机, 在扎实做好收藏与展陈工作的基础上, 吸纳“新博物馆学”以参观者为中心, 以故事为主线的理论, 探索新的叙事方法、新的展示手段、新的活动方案、新的宣传渠道、新的服务机制, 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在“万物互联”时代打造数字化平台, 让体育文物活起来, 提升体育博物馆的吸引力, 让体育博物馆突破“馆墙”, 辐射发展, 讲好中国体育故事, 为全球体育文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3.2 协调发展:树立“大遗产”观, 推进体育文化遗产保护

协调发展从整体出发, 着眼于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 2006-2014年, 国务院4次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名录包含96项, “传统体育类”名录包含76项 (崔乐泉等, 2018) ,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我国体育领域的一大热点。相较而言,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数量和质量上虽已获得显著提升, 但体育博物馆与体育物质文化研究依然缺乏体育界、博物馆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在推进我国体育文化建设, 促进体育文化遗产保护时, 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关照下树立“大遗产”观——阐发文化遗产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打通体育“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限, 认识到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发掘体育博物馆展示与展演功能, 以体育博物馆为平台, 促进体育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发展。同时, 一方面强化体育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软实力与体育特色, 另一方面, 补强体育文化欠发达地区的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 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博物馆建设, 使体育博物馆分布更为全面均衡。另外, 应充分发挥刚刚成立的“中国体育博物馆联盟”的联动机制, 发挥首批成员单位的示范作用, 加速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建设, 吸纳更多不同类型、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成员单位, 激活资源, 联动共享, 促进我国体育博物馆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3.3 开放发展:加强交流互通, 推动体育文化“走出去”

我国体育博物馆在形成国内联盟的同时, 还应积极推动以体育博物馆为平台和媒介的中外体育文化交流, 促进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坚持开放的发展观, 在国际交往中主张兼容并蓄, 互利共赢。新时代背景下,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深刻影响世界,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孕育了交流、融合与进步,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 尊重、借鉴、共存。在发掘我国体育博物馆的文化功能时, 应充分关注我国体育博物馆与国外体育博物馆的交流互动, 尤其是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体育博物馆为切入点, 拓展体育文化交流互动。我国古代文明、古代体育孕育出的身体观、体育观、体育文化传统有着独特的气韵品格, 我国传统的“博物体”视野, 体察万物, 生动亲和, 影响着我国的博物馆实践。当前, 以临淄足球博物馆和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为平台的中外体育对话已经展开, 我们应树立文化自信, 探索交流对话的路径, 互学互鉴, 促进全球体育文化的繁荣发展。

3.4 共享发展:落实大众性, 促进体育文化共享

博物馆机构的公信力与体育文化作为流行文化的日常属性相叠加, 使得体育博物馆的“大众性”得到彰显。社会大众是“公众体育史”和体育文化的真正主人, 通过体育博物馆参与体育文化建设, 展演体育文化。体育博物馆的大众性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性, 体育博物馆访问数量的提升, 文化传承发展功能的落实, 根植于博物馆对体育文化大众性根基的坚守。在推进我国体育博物馆发展时, 应始终把提升大众对体育文化的兴趣、丰富大众的体育文化生活作为目标, 充分拓展体育博物馆的社会服务职能, 落实“体育惠民”。吸引大众走进体育博物馆触摸体育历史, 让体育博物馆藏品和活动走出博物馆建筑, 来到大众身边。促进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 促进提升全民体育文化素养、体育意识, 培育体育精神, 增进体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宣传“健康中国”理念, 使我国民众从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收获文化自信与获得感。促进体育文化共进共享, 为中外参观者共赏中国与世界体育画卷提供窗口。

4 结语

自1990年中国体育博物馆揭幕以来, 我国的体育博物馆群体发展壮大, 在体育文化传承发展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新时代加速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迎接北京冬奥会的背景下,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我国体育博物馆正日益收获大气场与大舞台, 开始面向世界讲述中国体育故事。展望未来, 还应提高社会各界 (包括社会大众、政府机构、体育机构、教育机构、新闻媒体等) 对体育博物馆在体育文化传承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借助多学科理论, 揭示体育博物馆独特的文化属性, 推进体育博物馆文化功能的拓展与文化价值彰显, 拓展体育博物馆的共享体育文化的渠道, 使我国的体育博物馆既彰显体育特色, 又符合博物馆发展规律;既合乎历史逻辑, 又饱含当代情怀;既传递中国气韵, 又具备世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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