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论文发表、期刊发表、证书、著作、课题申请、专利等一条龙服务——杂志社张伟浩-您负责教书育人,我们负责解决您职称,晋级路上遇到的难题。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分类:(四) 发表时间:2019-08-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于历史, 存活于当代, 延续于未来,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党的十九大报告5次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于历史, 存活于当代, 延续于未来,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党的十九大报告5次提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罗微等, 2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曾提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为我国传统文化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的传承及保护提出了新理念和新定位, 是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下简称“体育非遗”) 活态传承的指导思想。“活起来”是非遗保护理念“活下去”的延续、完善与发展, 是更高层次、更成熟的非遗保护理念。然而, 我国体育非遗保护工作尚不完善, 保护效果不尽人意, 多个体育非遗项目名存实亡, 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活起来”的保护目标差距甚大, 及时深入地研究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内容丰富, 体育非遗项目众多, 加之我国地域辽阔,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文化环境差异大, 因此, 影响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因素繁多且错综复杂。对我国多区域、多项目的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进行整体性实证研究难度较大, 所以, 以往对传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采用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为主。本研究借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课题组团队的力量, 集合全国数百位专家学者、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对我国34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体育非遗进行了大规模的信息采集与实地调研。课题组在传承地与传承人、非遗工作基层管理者及当地民众进行“面对面”的广泛交流和深入沟通, 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充分掌握了我国体育非遗的存活状态、传承方式和发展现状。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地梳理筛选出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影响因素体系, 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

1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内涵与定义

1.1 活态传承的几种观点

关于“活态传承”, 非遗学界并没有权威的解释。本研究分别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活态传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百度百科进行搜寻, 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关于非遗活态传承的定义。百度百科 (2019) 将其界定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 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何丹丹等 (2016) 在闽南民间故事研究中认为, “活态传承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保护方式, 区别于以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展览馆式的场所展示型保护, 以及用音像、视频、汇演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献记录式保护, 也与旅游休闲、演艺等商业开发式的利用有明显区别。”

在体育非遗研究领域, 部分学者对活态传承的定义和影响要素进行了研究。陈炜等 (2016) 提出, “活态传承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特点, 以遗产文化的传承与原真性保护为原则, 主要通过传承人的扶持和培养、文化生态空间的保护与优化、适当的生产性保护等路径,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抢救的基础上实现传承、利用与发展, 并最终回归民众生活的保护理念。”龙伟 (2015) 在东安拳传承研究中指出, “活态传承指的是技艺在传授过程中, 传承人和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从而进行一系列的口传身授、肢体语言模仿等活动的过程。”马冬雪 (2016) 提出, “体育非遗要做到永续活态传承就要对其内部进行不断地调适,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生态环境。”朱毅然 (2012) 认为, “影响民间体育活态传承的主要因素有内因 (理论研究严重缺乏、保守观念严重) 和外因 (奥运争光计划的冲击、网络游戏和外来价值观) 。”朱双双等 (2014) 认为,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要素主要有传承人与传承群体、活态存在、传承制度和人文生态环境。”侯小琴 (2016) 提出, “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发展是体育非遗活态传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

综上所述, 我国非遗学界对活态传承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学者认为活态传承是一种传承方式, 有的则认为活态传承是传承理念或传承过程。虽然目前国内学者对活态传承的理解各持己见, 但对非遗具有活态性, 不应进行“静态”保存和保护, 应融入原生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发挥应有的文化传递功能, 才能始终保持生命活力和持续创新的动力的观点非常一致。

1.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本质属性及其定义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 本研究认为,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具有以下4个特征:1) 活态特征。体育非遗是“活文化”, 不是博物馆中的静观“展品”, 它既是历史的依存, 也是现实的存在;2) 流变性特征。体育非遗并非一成不变, 它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保存其文化精髓和要素的前提下, 通过不断调整、创新与发展, 以适应社会的变迁;3) 功能性特征。体育非遗的产生源于某一特定的功能, 在现实生活中应继续保留其原始的活用价值, 在原生地民众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持续发挥作用;4) 本土性特征。体育非遗存在于特定地域民众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空间, 与当地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

综上,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是基于非遗的活态性、流变性、功能性、本土性特点, 在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前提下, 通过传承人及传承群体对体育非遗项目进行适度创新, 并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 使非遗传统文化功能及项目技能实现代际间的纵向传递, 并回归本土民众文化生活的一种传承方式。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我国第1~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40个体育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群体为研究对象, 主要采用扎根理论、问卷调查、数理统计、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2.1 扎根理论

为了系统探寻与提取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影响因子, 课题组前往广东、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内蒙古、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10余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 对40个体育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结合NVivo 11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对其进行编码分析, 提炼出编码的范畴、主范畴与核心范畴, 编制预设试问卷。

2.2 问卷调查

为验证预试问卷和正式问卷的可靠性, 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市 (县) 非遗中心的管理人员、习练者、传承地居民以及相关学者5类人群进行了两轮问卷调查 (随机选取和调查了250和300人次) , 两轮问卷的回收率均为100%, 有效率分别为97%和96%。经检验, 预试问卷信度系数为0.940 (n=242) , 累计解释总方差为73.53%, 表明调查问卷的信效度初步达标。正式问卷的层面信度均大于0.70, 整体信度为0.942 (n=289) , 测量模型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0、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0.50, 由此进一步证实了该调查问卷的信效度达标 (检验过程详见4.2、4.3) 。

2.3 数理统计

对本研究预试问卷与正式问卷收集到的数据依次进行项目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 构建了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SPSS20.0和AMOS 20.0) , 该模型经过5次拟合修正后各项拟合指数达标 (1) , 根据模型运算结果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根据模型的标准化相关系数, 分析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及其对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影响。

2.4 逻辑分析

运用逻辑分析对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所得结果进行深度分析与理论挖掘, 以此提出不断完善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对策及实施路径。

3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的质性分析

在以往的研究中,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子的来源多从已有的文献、理论中借鉴或推论而来。因此, 本研究尤为重视被研究者对体育非遗活态传承这一特定社会现象的真实感受, 从代表性传承人采访文本中提取活态传承影响因子。用扎根理论编码技术, 先对随机选取的35份访谈转录文稿进行扎根理论编码分析。随后, 再对随机预留的5份访谈转录文稿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表明, 编码分析已达理论饱和, 从而形成了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3.1 开放编码提取与分析

本研究采取逐个事件贴标签的编码策略, 用原始资料中的关键词或短语对标签进行命名。经过多轮的调整, 将原始材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现象逐步提炼为范畴。依据以上原则, 最终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地域交通状况”等37个范畴 (表1) 。受篇幅限制, 表中仅列举部分标签与范畴的提炼过程。

表1 影响因素开放式编码过程    下载原表

表1 影响因素开放式编码过程

3.2 主轴与选择编码归纳与分析

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主范畴, 选择编码是以某个范畴为核心范畴, 其他范畴为次要范畴, 铺陈整个观察所得到的或访谈得到的资料 (范明林等, 2009) 。经过归纳, 对“地域交通状况”“民众娱乐方式转变”“保护政策及规划”等37个范畴继续提炼, 分别得到“物质条件”“人文环境”“政府保障”“社会支持”“传承主体”和“项目适应性创新”6个主范畴。随后, 以“传承主体”作为其他主范畴的核心, 形成主范畴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为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方向与框架内容 (表2) 。

表2 影响因素主轴与选择编码过程    下载原表

表2 影响因素主轴与选择编码过程

4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传统的路径分析中, 只能估计单条路径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的强弱, 而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同时将多个自变量和多个因变量在同一个模型内, 考虑的是多对多的复杂关系。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对整个模型与样本数据间的拟合程度进行估计, 从整体上来判断哪个模型更符合数据所呈现的复杂关系 (吴瑞林, 2013) 。本研究在质性分析归纳出的影响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37个因子的基础上,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从数据层面直观呈现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各因素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 并发现其内在规律和机制。

4.1 提出研究假设

特定的文化形态只属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物质空间。如果非物质文化所生存的时间空间和经济基础有所变化, 这一特定的文化形态必然面临改变, 要么转变形式以迎合新的经济模式, 要么改变样式风格, 舍此必然走上消亡 (邵晨霞, 2010) 。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1:物质条件对传承主体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文化环境对主体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以至规定主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 从而支配主体活动的方向和方式方法;文化环境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主体的不同性格和不同行为方式的深层原因 (马志政, 1997) 。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2:人文环境对传承主体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政府在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它是民间文化传承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是民间文化生存环境的维护者和改善者等。正是由于集众多角色于一身, 政府才能调动各方力量, 平衡各种关系, 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 共同促进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翟燕, 2011) 。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3:政府保障对传承主体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非遗是特定区域内民众共同传承与享有的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非遗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非遗保护与传承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段友文等, 2015) 。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4:社会支持对传承主体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3) 中对非遗的定义进行了界定, 该定义强调:非遗世代相传, 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 被不断地再创造, 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 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这说明, 非遗文化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 再创造是必然也是必需的。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5:项目适应性创新对传承主体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文化延续的兴衰关键在于人, 活态传承的文化是传承人来推动发展的, 是“非遗”延续和继承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乔晓光, 2004) 。非遗的活态传承还需多方面努力, 项目传承人在整个传承与保护中起决定性作用。传承人的保护与重视力度不可小觑, 事关非遗活态传承的可持续发展 (周宗华, 2018) 。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H6:传承主体对传承活跃度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

4.2 预试问卷有效性检验与因素结构分析

本研究预试问卷由两部分内容 (共48个题项) 组成:1) 根据编码结果设计而成的37个影响因素测量题项;2) 根据研究需要, 针对“传承活跃度”设计的11个测量题项。运用同质性检验方法判别预试问卷48个题项的适合度, 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作为删除不达标题项的依据。结果显示, 仅发现影响因素测量题项中的第36题 (普及范围) 和第38题 (器材道具) 与问卷总分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 相关系数均小于0.4的标准, 故直接删除上述2个题项。随后, 对剩余的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判别预试问卷的建构效度 (1) 。对其进行了6轮探索性因素分析 (2) , 删除同质性较低的15个题项 (3) , 最终提取7个共同因子, 累积解释的总方差为73.53%, 累计解释的总方差大于70%, 结果即可视为良好。由此认为, 预试问卷的建构效度良好, 所保留的题项可用于正式问卷的调查 (4)

4.3 正式问卷内部一致性检验与验证性因素分析

尽管上述结果表明, 调查问卷的信效度均已达标, 但由于后续的研究需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仍需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 (Cronbachα系数)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依次对“物质条件、人文环境、政府保障、社会支持、项目适应性创新、传承主体”影响因素测量模型和“传承活跃度”测量模型进行因素结构的验证, 达到检验正式问卷的层面信度、整体信度和验证测量模型内部因素结构的目的。根据内部一致性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 从“物质条件”测量模型中, 删除1个不达标的观测变量 (即:居民居住形式变化) , 保留了5个外生潜变量、1个内生潜变量及其对应的33个观测变量 (5) ;本研究用“传承活跃度”表示项目活态传承状态。传承活跃度的观测变量先通过两轮问卷调查初步筛选得出, 再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因素分析验证其构成。经检验, 前者在该维度删除了3个观测变量, 后者删除了1个观测变量 (6) , 最终保留7个观测变量 (7) 。由此, 7个测量模型的层面信度均大于0.70, 表明测量模型的层面信度良好。组合信度均大于0.60、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0.50, 表明上述7个潜变量的信度达标, 7个测量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理想, 影响因素及传承活跃度的内部因素结构均得到验证。正式问卷整体信度为0.942, 表明正式问卷整体的信度非常高。

4.4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的确定

基于以上的论述及后续研究对比的需要, 同时提出T1、T2两个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T1、T2进行拟合参数与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横向对比, 选择结果最优的模型作为本研究的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此模型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对上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1~H6) 进行验证。运用AMOS 20.0对初始模型进行运算和拟合修正。第1次拟合结果显示, 初始模型T1和T2的拟合结果均未达标。经过5次修正、6次拟合后, 2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达标 (8) 。对比发现, 模型T1无论是拟合结果, 还是标准化相关系数均优于模型T2。因此, 修正后的模型T1被确定为最终模型, 即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图1) 。1234567

图1 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相关系数

图1 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相关系数   下载原图

Figure 1.The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 In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Heritage

通过上述模型发现, 影响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涉及众多内外部资源与要素。各要素对活态传承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同时, 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关系。

5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分析

模型的直接影响路径可分为两类:第1类为中介潜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直接影响关系, 即“传承主体”对“传承活跃度”的直接影响;第2类为外生潜变量与中介潜变量的直接影响关系, 即“政府保障、社会支持、人文环境、项目适应性创新和物质条件”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以下按各因素重要性排序依次展开分析。

5.1 传承主体对传承活跃度的直接影响

传承主体掌握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技艺与绝活, 是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群体 (王文章, 2008)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 传承主体对项目传承活跃度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82 (图1) , 表明传承主体对项目传承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6被证实。传承主体作为模型中唯一的中介潜变量 (因素) , 不仅自身对项目传承活跃度具有显著影响, 同时还是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枢纽, 是项目活态传承的核心因素。本研究传承主体包含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群体两个维度。代表性传承人维度包括5个观测变量 (因子) , 按其对传承主体的贡献率排序 (由高至低) 是:代表性传承人责任感 (0.80) 、代表性传承人教学与组织能力 (0.79) 、代表性传承人社会影响力 (0.76) 、代表性传承人技能水平 (0.74) 、代表性传承人经济基础 (0.72) ;传承群体维度包括3个观测变量, 按其对传承主体的贡献率排序是:传承组织建设 (0.73) 、代表性传承人梯队建设 (0.70) 、继承人培养 (0.66) 。受篇幅限制, 本文仅对贡献率排序前两位的因素进行分析。

代表性传承人责任感是代表性传承人维度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虽然大多数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环境与处境并不乐观, 但代表性传承人对项目传承始终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对项目世代相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代表性传承人不希望自己师父或父辈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在自己手中失传, 他们与先祖之间的口头承诺逐渐形成了某种特殊的约束力, 这也是众多体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挑起项目传承大梁的主要动力源泉。

代表性传承人教学与组织能力是代表性传承人维度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 代表性传承人的教学能力是其传授技艺与经验的基础。调查发现, 虽然部分代表性传承人自身技艺水平高超, 但在其传授技艺的过程中, 由于教学方法和技巧的欠缺, 导致技艺传授的效果不佳。此外, 在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过程中, 众人参与和集体培训的情况较为普遍, 仅靠代表性传承人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 使其在集体授艺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 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从而影响体育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

传承组织建设是传承群体维度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体育非遗大致可分为传统武术、竞赛和民俗活动3大类, 无论是技艺传授还是集体活动, 其群体性质鲜明。因此, 传承群体的集体力量对于体育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显得格外重要。然而, 目前我国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仅局限于传承人个体, 至今尚未出台传承群体或传承组织的认定制度。同时, 部分地方政府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组织建设缺乏重视, 往往任其自由发展。表现为政府的扶持政策对代表性传承人个体的关注较多, 但对传承群体的关注与扶持仍相当欠缺, 在对传承主体保护政策中, 存在着“群体性”缺失的问题。

代表性传承人梯队建设是传承群体维度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我国至今已公布5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建立了体育非遗国家、省、市和县的4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梯队建设已初具规模。但是, 目前代表性传承人梯队建设仍停留在名录认定层面, 对各级传承人的管理过于分散, 未形成合力, 使其无法调动传承人及群体的积极性。同时, 我国体育非遗各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滞后现象较为明显, 代表性传承人晋升渠道不畅, 队伍青黄不接, 甚至出现长期空缺现象, 影响项目活态传承的可持续性。

5.2 政府保障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

政府保障是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体育非遗颁布的政策、计划及保护措施。政府保障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74 (图1) , 表明政府保障对传承主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3被证实。政府保障包括6个观测变量, 按其对政府保障的贡献率排序是:活动经费 (0.81) 、传承场所 (0.76) 、管理人力配备 (0.74) 、保护政策及规划 (0.65) 、监督机制 (0.64) 、传承人津贴 (0.58) 。

活动经费是政府保障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大部分地区的非遗主管部门已为体育非遗项目提供了活动经费, 支持传承主体组织或参与各类活动。政府提供的活动经费对体育非遗项目举办传承活动的次数、规模、范围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 受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 基层政府部门对体育非遗项目的经费支持, 普遍存在扶持的针对性不足和形式单一等问题。政府在对项目活动经费进行分配时, 并未根据不同项目传承的具体状况, 给予不同程度的经费支持。政府对体育非遗项目的经济扶持习惯于“锦上添花”, 而非“雪中送炭” (陈小蓉等, 2017) 。同时, 由于体育非遗项目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 现行的政府经费扶持仍停留在“救济”层面, 使其只能起到“抢救”和“续命”的作用, 并不能长远地改善项目活态传承的状况。

传承场所是政府保障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固定的传承场所是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重要保障, 有利于传承活动定期、定点举行, 是激发当地民众参与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但调查发现, 只有少数地区的主管部门为体育非遗项目提供了必要的传承场所。大多数传承场地是由项目的传承主体自行解决, 高额的场地租赁费用常使传承群体或个人不堪重负, 成为阻碍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乡村体育场地进行规划和建设时, 忽略了各地民俗文化项目与体育非遗项目的存在与分布, 缺乏必要的本土化设计, 导致全国城乡体育场地建设“一刀切”的情况较为明显。

5.3 社会支持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

社会支持是社会各领域成员对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的关注和参与。社会支持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64 (图1) , 表明社会支持对传承主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4被证实。社会支持包括3个观测变量, 按其对社会支持的贡献率排序是:非遗进校园 (0.85) 、社区居民参与 (0.68) 、高校研究团队参与 (0.61) 。

非遗进校园是社会支持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非遗项目进校园是我国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现代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的师徒、家族或宗族等传承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求, 校园传承在普及范围与普及时效性的优势明显, 是延续体育非遗项目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效途径, 是其他传统传承方式的重要补充, 能为项目活态传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然而, 保护绩效较差的体育非遗项目并没有在校园开展任何形式的传承活动, 在校园传承方面也没有得到当地有关部门的有关政策支持和有效推进 (陈小蓉等, 2017) 。学校没能在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区居民参与是社会支持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体育非遗的原始功能应在当地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只有当体育非遗项目成为当地民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 才能真正实现体育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然而, 调查发现, 由于体育非遗项目的内容和形式与当地民众健身娱乐的需求脱节, 大部分传承地的民众对参与本土体育非遗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并不高, 仅靠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群体的努力无法实现项目的活态传承。

5.4 人文环境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

人文环境是体育非遗赖以生存的地域文化圈或文化空间。人文环境对传承主体的标准化直接影响系数为0.59 (图1) , 表明人文环境对传承主体具有较高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2被证实。人文环境包括3个观测变量, 按其对人文环境的贡献率排序是:民众娱乐方式转变 (0.61) 、民俗节庆活动 (0.57) 、宗教习俗保护 (0.52) 。

民众娱乐方式转变是人文环境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传统乡土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由传统化、封闭化、单元化向现代化、开放化和多元化变化发展, 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大众娱乐、健身和社交方式的转变, 使传承地民众对祖辈遗留下来的传统娱乐形式和方式失去了兴趣, 缺乏参与意愿, 参与人群急剧萎缩, 使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之路举步维艰。然而, 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人文环境的构建, 已经远超出项目传承主体的能力范围, 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领域民众共同参与才能实现。

民俗节庆活动是人文环境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大部分民俗类体育非遗项目是在岁时节庆活动过程中产生和衍变的。在旅游经济的带动下, 城乡民俗节庆活动的举办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传统民俗节庆活动与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和体育旅游相结合呈复兴之势。这为体育非遗项目的展示、传承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以旅游带动非遗文化传播、传承与发展, 使其获得更多对外宣传和传播的机会。

5.5 项目适应性创新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

项目适应性创新是体育非遗项目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而进行的融合与创新。项目适应性创新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53 (图1) , 表明项目适应性创新对传承主体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5被证实。项目适应性创新包括2个观测变量, 按其对项目适应性创新的贡献率排序是:技艺表现形式 (0.82) 、传承组织形式 (0.77) 。

技艺表现形式是项目适应性创新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非遗文化所特有的活态性、流变性等本质特征, 都决定了它不能像物质遗产一样进行固化保存, 任何非遗文化只要停下传续的“步伐”, 其命运将走向湮灭。因此, 体育非遗项目技艺表现形式的适度创新是必要也是必然的。大部分体育非遗项目的诞生, 与精英传人对其进行融合、改进和创新密不可分。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之路, 在于适度创新、融合、流变与进化, 以梯次渐进的方式, 为中华民族传统非遗文化叠加记忆, 生生不息, 世代传承。然而, 体育非遗项目技艺表现形式的创新也存在边界, 应在保持其核心文化理念、核心技术与主要内容的前提下, 对其进行适度创新与调整, 使其文化功能与文化内涵得以有序传续。

传承组织形式是项目适应性创新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传承组织形式的适度创新, 是新时代对体育非遗项目活态传承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农耕社会, 有着乡土魅力与独特风格的体育非遗项目曾是当地民众业余生活的首选, 但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大众观念的转变, 这一景象逐渐一去不返。一方面, 这是社会民众文化价值观转变造就的结果;另一方面, 与体育非遗项目传承活动组织形式过于单调, 未与新时代民众健身、娱乐及教育进行必要的融合有很大的关系。体育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 并不是将其留存于过去, 应将其变为“活着”的遗产, 逐步回归和充实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随着非遗项目进校园的趋势逐渐盛行, 部分项目针对不同受众群体, 对传承活动组织形式进行了适度改良, 如在传承地幼儿园进行传承时, 将体育非遗项目与亲子互动相融合;在当地中小学进行传承时, 结合体育非遗项目自身的特点, 加入趣味参与体验环节, 改善了大众对传统体育非遗项目的刻板印象, 提升了项目活态传承的活力。

5.6 物质条件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

物质条件对传承主体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51 (图1) , 表明物质条件对传承主体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H1被证实。物质条件包括2个观测变量, 按其对物质条件的贡献率排序是:地域经济状况 (0.82) 、地域交通状况 (0.79) 。

地域经济状况是物质条件中贡献率最高的因素。市场经济应是非遗项目进行人文资源重构、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力量 (李方莉, 2008) 。地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为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 还是各地开始重视地方体育非遗文化资源的“苏醒阀”。近年来, 我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尤为突出, 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大幅提升。2009年至今, 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 在各地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 对体育非遗项目的扶持力度不断提升, 如不断提升经费扶持的力度, 这显然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实现。

地域交通状况是物质条件中贡献率次高的因素。便捷的交通状况能为项目的传承群体搭建起一个便捷的交通网络, 改善群众返乡参与当地体育非遗传承活动的意愿。同时, 也有利于传承群体到更远的地方参与各类传承活动, 这不仅可以提高队伍的技艺水平, 还能逐渐扩大项目的知名度, 为项目活态传承提供更多的机遇。

6 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完善路径

6.1 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建设促进活态传承

由于传承人是体育非遗项目传承的“活的”载体, 故绝活技艺与传承人共存亡。在庞大的非遗传承综合性行为系统结构中, 传承人作为活态传承的内生性结构机能, 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传承人的老龄化将突显体育非遗的脆弱化与高危化。每一个传承人的消亡并不是单纯意义上一个生命个体的消失, 而是一种文化载体、一种传统技艺的消失, 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因此, 活态传承系统的核心是动态多元的传承主体激励机制。针对影响传承主体发挥传承作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通过采取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动态晋升机制, 增设传承团体认定机制和传习人培养机制3个途径加以解决。

在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方面, 虽然我国已搭建起四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证体系, 但单一固定的晋升渠道导致了县、市、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晋升受到限制, 晋升渠道仍不通畅。目前,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老龄化, 非遗传承人在年龄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现象, 因此, 应着眼于积极培养下一代传承人, 扩大传承人数量。建议成立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该领域学者组成评审小组或评审委员会, 在确保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程序和人选的公正、客观和全面的前提下, 根据年龄、技艺水平、传承地域、受众的规模、传承谱系等因素, 弹性设定项目各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数量, 梯次构建代表性传承人培养体系, 做到增减有序, 升降有据。同时, 还应重视动态化管理, 确保晋升渠道的通畅。对不同级别的代表性传承人, 则应注重个人技能、传承使命感和理论水平提升等全方位的培养。充分调动代表性传承人的积极性, 全面提升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道德素质与技术水平, 规范与增进传承群体的集体观念, 从而形成完整有序的传承链。

结合我国国情和体育非遗传承的特点, 建议增设代表性传承团体的认定制度, 从而激发传承群体的积极性, 最大限度地发挥传承团队的力量, 共同推进项目长期有序传承。本研究认为, 我国在增设代表性传承团体认定制度时, 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的经验, 应充分结合我国非遗保护和项目传承的具体国情, 定制适合我国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个人认定和团体认定相结合的双轨制度。目前, 在我国体育非遗项目中, 大部分项目成立了项目研究会、协会等民间组织, 代表性传承团体的认定可从上述的民间组织中产生, 以此激发传承群体的内驱力、合聚力, 变被动传承为主动传承。

针对青少年学习传统体育项目的积极性不高、传承队伍力量单薄、后继无人的现状, 应在体育非遗传承地建立青少年继承人培养机制, 有目的地在青少年参与者中发现有培养潜质的继承人, 予以针对性培养, 使其向传承人方向发展。此外, 我国可以学习借鉴韩国“传习人”的培养机制。韩国政府为此专门发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实施规则》, 特设奖学金以资助学习无形文化财 (非遗) 的“传授奖学生”, 并要求这些学生自己选择跟随某个项目的传承人或传承团体接受技能教育, “传授奖学生”的学制分为半年、1年或5年。这种设立了传习人参与的时限标准并给予相应奖励的方法, 既能激励青少年学习体育非遗的主动性, 又能提高代表性传承人带徒传授的积极性。我国应合理吸取国外的成功经验, 并通过传承人培养机制、传承人认定制度和传承团体认定制度的有机结合, 形成完整的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人才培养体系。

6.2 政府扶持多元化促进活态传承

针对影响政府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认为, 应加强我国乡村、城镇体育场地建设的本土化, 形成“救济+培育”的经费扶持模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体育非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视程度, 乡村和城镇体育场地建设应向当地具有代表性的体育非遗项目倾斜并保持较高的契合度, 通过制定符合当地民众实际需求的体育场地规划与建设方案, 满足传承地体育非遗项目等传统活动的日常需求, 充分发挥体育非遗项目的健身、娱乐、社交等功能, 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 推动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 并逐步提升我国乡村、城镇的文明程度, 提升我国乡村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

政府对体育非遗项目实施经费扶持时, 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和不同非遗项目的特点, 采取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政府在加大经费扶持力度的同时, 应建立并完善经费发放与使用的监督机制, 确保经费发放的时效性与精准性。此外, 政府对体育非遗经费扶持的模式应从原来的纯“救济”性质逐步向“救济+培育”性质转变, 政府扮演的“输血者”角色也应逐步向“培育者”转变, 即由“输血”向“造血”过渡。再则, 非遗产业的作用对于其活化发展尤为重要, 政府通过积极扶持非遗产业, 即可从根本上“救活”体育非遗项目。

对于适宜经济开发的体育非遗项目, 应以适度的商业性开发为引导。对此, 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和一定的拓展空间, 允许并鼓励非遗项目进行商业运营创造经济价值。但在体育非遗产业化问题上, 不可操之过急。对于不适宜经济开发的体育非遗项目, 政府应采取非商业性保护, 即将扶持范围拓展至发放“补贴”之外, 如提供免费场地、物资保障、人才支持和开拓教育传承等方面, 为不适应市场运作的濒危项目提供一个安全的过渡环境, 让其在自身“造血”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能够持续传承而不至于断代甚至失传。同时, 在促进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工作中,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应激发社会各界的支持, 鼓励社会团体和民众参与,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积极性, 采取多元化的政府扶持政策是促进体育非遗活态传承最为有效的途径。

6.3 社区支持多元化促进活态传承

在新时代人文环境的作用下, 体育非遗逐渐远离民众的生活。要提高社会民众参与热情, 必须重新拉近体育非遗与民众生活的距离, 重视“从孩子抓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学段体育非遗传承教育体系, 发挥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有序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教育部与文化部应协助指导非遗传承地的教育部门, 构建当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体系。该体系应全面覆盖幼儿园 (村) 、小学 (乡镇) 、中学 (县) 和师范体育教育学院 (州、市) 的各个学段, 并以初步了解、兴趣培养、技艺习练和体育非遗人才培养作为不同学段的教学目标, 编制不同学段的教学大纲、教材、教法。通过开设体育非遗项目相关的专修课和第二专业等形式, 逐步提升学生掌握本地体育非遗专项教学技能, 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当地非遗项目的师资队伍, 满足本土体育非遗专项教学的人才需要, 为体育非遗教育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在对青少年进行培养时, 要着重加强传统文化的培育, 要让青少年成为体育非遗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使他们在活动过程中感知非遗文化的真正内涵。有针对性的聘请当地体育非遗项目传承人进入学校传授技艺的方法切实可行, 换言之, 聘请体育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团体中技艺精湛的骨干到学校进行与项目传承相关的教学活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可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 高校则可以通过购买服务与客座教授相结合的形式。当地教育部门须给予项目传承人一定的支持和协助, 通过当地教育局、学校和传承人的密切合作、相互支持, 让民族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生根发芽。

除此之外, 建议将体育非遗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民健身”等国民体质发展战略, 注重体育非遗项目在当地社区的传承。借助项目传承人或传承团队的力量, 开展体育非遗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 充分发挥社区体育社会指导员的作用, 使其活跃于全民健身网点。拓宽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非遗项目传承的渠道与途径,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的便利性与积极性, 以实现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目的。

6.4 建立“家园遗产”观念促进活态传承

2017年5月,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 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强调, 非遗保护需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 支持非遗实践回归社区, 回归生活, 让非遗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官网, 2017) 。体育非遗传承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特征, 仅有少数武术类项目可以跨越国界, 传播至国外。因此, 应以乡土文化保护和“家园遗产”为核心, 重构民众重视体育非遗传统的文化环境。“家园遗产”的概念由学者彭兆荣 (2013) 提出, 他认为, 家园遗产具有特定人群共同体“家园关系”的实现和体验, 也必然产生“家园感”, 是活态遗产的另外一种表述和体验。我国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 族群多样, 不同文明遗留和存续了大量的遗产类型, 弥足珍贵, 需要倍加珍视, 就像珍爱自己家里的财产那样。

事实上, 某个非遗项目一旦离开该项目产生和世代传承的地域, 尽管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其他地域, 其民众的接受度也将明显降低。因此, 应借助家园遗产概念, 号召社会各方力量, 使之明确责任与义务, 参与及构筑体育非遗项目传承的人文环境氛围, 重构民众珍视本土传统文化与技艺的文化价值观, 注重项目在本土地域的传承, 实现不离本土的自我传习,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 从而增强民族地区民众的文化自信, 这将利于实现民族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引导与鼓励乡村组织及居民通过政府配资、自主筹资、社会募资等形式, 建设、修缮、维护具有浓郁本乡本土特色的非遗文化场所, 并以此构建文化地标符号, 唤醒族群记忆、凝聚族群情感、留住敬畏、催动守望, 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家园纽带或传承链条。同时, 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改造和城市规划中对地域上或文化属性上相邻的遗产群落进行统筹规划、整体保护, 创设家园遗产的文化空间。提供适当的环境条件, 鼓励当地民众保持、开展自己的民俗活动。

使体育非遗的传承活动与农村居民休闲活动互为补充, 引导体育非遗传承活动逐渐填补乡镇的“三个闲暇”, 即一日休息之闲、一年之农闲、一生养老之闲, 鼓励农村居民主动参与自己身边喜闻乐见、触手可及的体育非遗文化娱乐方式。以“人、社区、氛围、特色”为着眼点, 以“遗产丰富, 氛围浓厚, 特色鲜明, 民众受益”为目标 (罗微等, 2018) 。结合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传统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 实现乡土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6.5 项目适应性创新促进活态传承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娱乐形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体育非遗项目传承所涉及的受众人群、传承空间维度也随之变化。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体育非遗的传承者和组织者必须在传统继承中予以再创新, 即在项目技艺等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与改变, 并将时代特点、时尚元素与乡土特色的传统文化遗产相互嫁接、融合, 使之保持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鲜活生命力。

与此同时, 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 广泛使用新媒介技术进行非遗项目的推广, 可让更多人及时了解项目传承与发展的动态。例如, 通过采用短视频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技术, 可进一步广泛传播体育非遗项目传承的最新动态及核心文化价值观。使之对乡土文化实施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 既要继承乡土文化的传统, 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 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 (即形似) , 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 (新华网, 2017) 。

7 结语

活态传承是我国体育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新定位和新方向, 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是受多因素、多层复杂影响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传承主体是活态传承的核心因素, 是体育非遗活态传承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政府保障、社会支持、人文环境、项目适应性创新、物质条件等各项影响因素通过传承主体发挥作用。在体育非遗活态传承影响因素体系中, 各因素之间互为基础、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共同对体育非遗活态传承过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目前, 我国体育非遗活态传承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非遗活起来的要求, 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各方面需要共同努力, 让体育非遗真正活起来。



畅志文化期刊网,一个专业的论文发表,期刊发表,著作出版,课题等评职称相关平台。

文章名称: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文章地址:www.cqpc.cq.cn/lunwenjianshang/_si_/866.html

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之

上一篇:中国乒乓球“海漂群体”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 下一篇: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体育博物馆传承发展体育文化的实践与展望

还有问题,免费咨询专业人员

没有问题了,我想发稿或出版

选择服务:

作者姓名: *

联系电话: *

留言备注: *

咨询部:

发表部:

在线客服

客服电话:17600057161

投稿邮箱:71712724@qq.com

QQ:71712724
QQ:71712724

咨询部:

发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