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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美体育交流中的活动、作用与特点

分类:(三) 发表时间:2019-08-10

冷战时期, 东西方两大阵营出现了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对抗。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等原因, 中美关系在1971年以后逐步缓和, 并开始回暖。1972年2月28日, 中美双方签订《
 
冷战时期, 东西方两大阵营出现了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对抗。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等原因, 中美关系在1971年以后逐步缓和, 并开始回暖。1972年2月28日, 中美双方签订《上海联合公报》并在其框架下积极开展双边交流, 中美双边交流的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其中体育交流是中美双边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大背景下, 美国大量非政府组织积极投身于中美体育交流之中, 对中美体育交流的发生与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 中美体育交流这一问题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而国外学者的成果相对较少。经过总结, 我们可以发现, 国内外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1) 在中国对外交流关系史的研究中, 将中美体育交流通常作为一个重要的类型或是重要的内容加以分析和阐释 (1) ;2) 在中美体育的比较研究中, 将中美体育交流作为一个比较点 (2) ;3) 对中美体育交流史的整个历史过程或某个阶段的历史进行描述 (3) ;4) 对中美体育交流过程中的某个案例进行分析 (4) 。综合以上研究来看, 当前学界对中美体育交流的研究多有涉及, 但是对冷战时期的中美体育交流很少有全面深入的分析, 尤其对中美体育交流的主体之一——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主要依据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查阅的相关档案、《中国体育年鉴》《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等材料, 对中美体育交流中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探讨, 以期发现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原因、历程、作用及特点。1234
 
1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缘由
 
 
冷战期间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 要归因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但是美国内部因素绝不容忽视。
 
 
首先, 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原因与美国体育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的体育体制属于社会主导型, 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行政协调与社会自我协调相结合的体制 (彭雪涵等, 2007) 。”在这种体育体制和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环境下, 政府未设置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专门统筹管理全国性的体育事务, 而是依赖于许多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 尤其是体育类非政府组织, 参与体育事务管理、训练和体育交流等活动。政府仅仅起一种引导、规划、资助和把握全局的作用。所以类似中美体育交流这样的具体活动, 往往由非政府组织具体落实和承担联络、赛事安排等工作。
 
 
其次, 美国的国家使命观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的主要动机。美国使命观也称天命观, 他们认为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 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 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 (王晓德, 1997) 。这种责任指的是来自“山巅之城”的美国认为自己有使命引导全世界人民遵循美国模式, 改造自身发展自己。因此, 作为美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在使命观的引导下, 认为帮助中国回归国际舞台, 引导中国人民回归世界文明主流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非政府组织要实现这个目的, 前提是要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中美体育交流是非政府组织实现这一前提的重要媒介和平台, 因为体育交流是让具有完全不同文化信仰的国家和人民相互了解的最佳途径之一。
 
 
最后, 美国非政府组织有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现实需求。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 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由于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属于非营利性质, 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因此为了自身的发展, 它们有必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中美之间因冷战经历了20年的隔绝, 美国人普遍对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充满好奇, 非政府组织如能举办或参与中美体育交流项目, 必然能成为社会的焦点, 吸引更多关注, 从而达到扩大影响力的目的。
 
2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
 
 
冷战时期, 美国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主体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构成, 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出面参与中美体育交流, 而是由美国国务院属下的教育文化事务司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和国际交流署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根据政治需求间接操纵中美体育交流。直接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主体是各类社会组织, 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体育公司。其中非政府组织在冷战时期中美体育交流的历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分类较为复杂, 按活动领域划分, 大体可划分为两类:1)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2) 教育类非政府组织。笔者将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定义为为了满足个人和团体的体育文化需求, 大众自发建立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可分为3类:1) 体育界广为人知的美国各单项运动协会。美国共有46个单项运动协会, 各单项协会具体负责各自运动项目的管理和发展, 并承担选拔和组织运动员参与国际比赛和国际交流的责任, 如美国体操联盟 (United States Gymnastics Federation) 、美国足球联盟 (United States Soccer Federation) 等;2) 各领域和各层面的体育联合会。它们组织和选拔特定人群参与体育训练、体育竞赛、体育交流等活动, 如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 、业余体育联合会 (Amateur Athletic Union, AAU) 等;3) 民间体育类团体。这类组织指以共同的体育兴趣为纽带, 人们自发组织并参与的群体性结合体, 如大学体育俱乐部等。
 
 
此外, 在中美体育交流中, 教育类非政府组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将教育类非政府组织定义为非政府、非营利, 为了共同的教育目的和理想, 在相关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在冷战时期中美体育交流的历程中, 参与中美体育交流最早、次数最多、成就最大的教育类非政府组织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 “该组织属于独立的教育类非政府组织, 它以促进美国和大中华地区的理解和相互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中美之间积极开展以教育、文化、体育为内容的民间交流, 促进中美友谊的发展” (Orlins, 2018) 。理事会与日常事务团队构成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组织架构, 理事会类似于公司的董事会, 其成员大多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担任, 以兼职为主, 不参与具体事务的管理, 一般通过会议讨论的形式决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重要政策和发展路线。日常事务团队则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聘请的专职人员构成, 他们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运行及财务管理, 受理事会的制约和监督。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参与中美体育交流是从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开始, 直至1980年退出中美体育交流。在这一阶段,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美国政府官方代理人的角色, 因此,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独立性, 但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为非政府组织, 独立性又是它固有的特点, 所以它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也会依照自己的宗旨进行判断和操作。因此,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往往在维护自身独立性及与政府影响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整个冷战时期, 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作坐标来分析, 那么冷战时期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发展历程就可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
 
 
1.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垄断期 (1971-1976年) , 这一阶段从1971年美国乒乓球协会组织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开始, 到1976年结束。仔细分析该阶段中美互访体育代表团, 首先, 我们发现中国体育代表团访美时的接待方几乎都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体育项目所对应的美国各单项体育协会及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共同组织、筹备和接待 (表1) 。但有一个特例, 1974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纽约市音乐和戏剧中心 (City Center of Music and Drama) 联合接待中国武术代表团, 这一次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接待中国武术代表团的并不是体育类社会组织, 而是艺术类社会组织——纽约音乐和戏剧中心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5) 8。这是因为中国武术对于美国体育界来说, 仍然是一个陌生而模糊的概念,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难以找到相对应的体育组织进行接待和安排, 所以艺术类社会组织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选择;其次, 美国体育代表团访华时的组织方也都能见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身影 (表2) 。1973年美国体育代表团访华时的组织方是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国务院一同承担, 如1973年美国大学生男子篮球队、内布拉斯加州肯尼迪学院、爱国女子篮球队和美国跳水游泳队访华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4b) 。1975-1976年的美国体育代表团访华时的组织方则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但在该阶段美国体育代表团访华同样也存在一个特例, 1971年美国乒协 (United States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 因临时受邀访问中国, 而独自承担协调管理的任务,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并未参与其中。直到1972年, 在美国乒协的协助和美国白宫及国务院的支持下,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才直接参与接待和安排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的具体事宜 (Wheeler2013) 。
 
 
表1 1971-197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美Table 1 List of Visit of Chinese Sports Delegation to US from 1971 to 1976     下载原表 
表1 1971-197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美Table 1 List of Visit of Chinese Sports Delegation to US from 1971 to 1976  
 
表2 1971-1976年美国体育代表团访华Table 2 List of Visit of US Sports Delegation to China from 1971 to 1976     下载原表 
表2 1971-1976年美国体育代表团访华Table 2 List of Visit of US Sports Delegation to China from 1971 to 1976  
注:资料来源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71-1976年的年度报告、1971-1976年《中国体育年鉴》。
 
 
2.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发展期 (1977-1980年) , 这一时期是指从1977年美国宇宙足球队访问我国到1980年美国跳水队访问我国。美国宇宙足球队访问我国是1972年以来中美体育交流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首次未参与的中美体育交流项目 (1) 。而1980年美国跳水队访问我国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最后一次参加中美体育交流的项目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81) 8。这一时期,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中美体育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逐渐下降。一批美国高校体育组织及体育公司开始在中美体育交流中崭露头角。这一阶段,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各单项体育协会共同组织的中美体育交流活动, 在整个中美体育交流活动中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其他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及体育公司开始独立承担中美体育交流活动。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依赖逐步减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中美体育交流中的逐步退出和作用减弱, 从侧面恰恰反映出体育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增强。5
 
 
3.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主导期 (1981-1991年) , 这一时期是指从1981年开始至1991年冷战结束。虽然此阶段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和体育公司都积极参与中美体育交流, 但是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在该阶段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中体育类单项协会和民间体育团体成为双方交流的主体。此时, 教育类非政府组织退出了中美体育交流活动, 转向中美交流的其他领域。尽管该阶段中美体育交流受到一些事件的影响而中断, 但是, 中美关系缓和之后,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就继续活跃在中美体育交流的大舞台上。
 
图1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发展期的中美体育交流活动Figure 1.Sino-Us Sports Excha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Sports NGO  
图1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发展期的中美体育交流活动Figure 1.Sino-Us Sports Excha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Sports NGO   下载原图
 
 
注:资料来源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77-1980年的年度报告、1977-1980年《中国体育年鉴》、《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图2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主导期的中美体育交流活动Figure 2.Sino-Us Sports Exchanges during the Leading Period of Sports NGO  
图2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主导期的中美体育交流活动Figure 2.Sino-Us Sports Exchanges during the Leading Period of Sports NGO   下载原图
 
 
注:资料来源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81-1991年的年度报告、1981-1991年《中国体育年鉴》、《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
 
 
教育类非政府组织为什么会逐步退出中美体育文化交流?而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又为什么会逐渐占据中美体育文化交流的主导地位?一方面, 随着1976年“文革”结束后, 中国国内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 此时中美交流由文化交流为主、其他交流为辅的简单交流形式升级为政治、经济、教育、体育等各领域的全面交流, 不论是交流的层次还是规模都有了全面升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 逐步放弃体育交流, 转向更为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政治、经济、教育交流。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来说, 这样更易于扩大自身影响, 募得更多资金, 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具有自身的优势, 并且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经验也在不断丰富。首先,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相较于教育类非政府组织具有体育人才储备和组织等优势, 因此体育类非政府组织进行中美体育交流更便利和高效;其次,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在和中国各体育团体开展体育交流中, 由于拥有共同的体育背景, 更易于双方的沟通, 并推动中美体育交流的发展;再次, 20世纪70年代中美体育交流活动丰富了体育类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经验,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逐渐能够独立承担中美体育交流的项目;最后, 教育类非政府组织逐步退出中美体育交流, 为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主导中美体育交流提供了发展空间。
 
3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的作用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的种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的作用万变不离其宗, 主要作用有以下几种:
 
 
1.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中美体育交流对华开展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 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 (胡文涛, 2008) 。在冷战阴云的笼罩下, 中美双方因社会制度等原因彼此有着较深的隔阂, 但是在中美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后, 中美关系出现了实质性变化, 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美民间交流蓬勃兴起。此时, 美国非政府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通过体育交流对中国开展文化外交, 这不仅可以达到增进中美民间以及政府之间互信的目的, 还有益于重塑美国人在中国人心中正面的国际形象。经过分析, 我们发现, 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体育交流开展对华文化外交主要是依赖两个方面推进的:一方面, 非政府组织安排合适的运动员前往中国开展体育交流, 向中国民众和运动员展现美国运动员的正面、友好形象。合适运动员的标准正如业余体育联合会在选拔田径运动员于1975年5月访问中国时, 业余体育联合会女子委员会主席所说:“我们不仅仅是寻找竞技层面最棒的运动员, 而且要寻找最能代表美国文化的运动员, 他们是两国民间交往的外交官、外交人员及大使, 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充分体现出这两点” (Roswell, 1975) 。因此, 美国运动员来到中国后, 不论是在公共场合, 还是在体育赛场, 对中国人民都展现出友好热情的一面, 客观上改变了原本美国人在中国人心中的负面形象。美国来华游泳队新闻联络员阿尔伯特·斯科菲尔德 (Albert Schofield) 在美国游泳队访华报告 (1973年5月10日-1973年6月23日) 中写道:“所有的美国游泳运动员对中国人都很热情, 并且一直尝试着努力帮助中国人改进他们的游泳技术” (Schofield, 1973) 43。“在赛后中国人与美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Schofield1973) 42;另一方面, 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访美时, 非政府组织总是精心安排接待工作, 让中国运动员及官员感受到美国人民及官方的友好态度, 接触和了解美国独特的文化及富庶的物质生活, 进而让中国运动员对美国产生好感乃至心理上的认同。如1978年中国男、女篮球队访问美国, 除了正常的比赛交流之外, 美国还组织中国篮球运动员参加各类欢迎晚宴, 参观迪士尼乐园、洛杉矶美术馆、自然科学展览馆和旧金山市市区等特色景点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8b) 。通过档案材料的查阅, 笔者发现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体育交流对中国开展文化外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美国在与中国接触时, 也一改美国对中国的偏见, 重构了中国在美国心中的形象。从中可以看出, 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体育交流进行的文化外交具有双向作用的特征, 不仅修正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 也改善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想法。虽然中国体育团访美的行程并没有强制要求比赛以外的参观访问和交流, 但这一类型的活动几乎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访美时的固定安排, 相互影响和双向作用就这样在看似不经意的活动中发生了。
 
 
2.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对中国一些项目的竞技体育水平提高有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体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和进步, 但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 我国体育事业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比, 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 美国非政府组织积极组织美国运动员向中国运动员示范体育动作, 就竞技技术与中国展开讨论, 这些举措客观上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先进体育竞技水平的差距。1973年6月26日, 美国来华游泳队翻译托马斯·博恩坦 (Thomas P.Berntein) 在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道格拉斯·莫雷 (Douglas P.Murray) 的信中写道:“我们积极参加中美双方的联合训练, 为中国人员做了很多动作示范, 并参加了中国举办的技术讨论会, 会后我们为他们留下了大量游泳资料和装备 (书籍、训练设备和游泳教学用具)  (Berntein, 1973) 。但是由于中美体育交流的时间短、规模小, 中国体育成绩的提升主要还是依赖于运动员的刻苦训练、教练员的悉心指导、国际参赛经验的增加、科学化训练水平的提高及举国体制的推动。
 
 
3.美国非政府组织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为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也开始努力恢复自己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和权益。在此过程中,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利用中美体育交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在1977年10月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访美交流, 趁势在美国发起签名请愿活动, 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回归国际奥林匹克大舞台 (The Capital Soccer League, 1977) 。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主要取决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的改变, 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重返奥运的期待。
 
 
4.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参与中美体育交流期间, 利用此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各领域的情况, 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乃至政府提供第一手资料, 也为美国了解中国乃至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来源。冷战导致中美之间的交流几乎中断, 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 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内部状况, 为制定和实施相适应的对华政策提供事实根据。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例, 20世纪70年代, 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往往要求教练员或美国联络人员针对访华期间的体育交流活动做出详细的报告。1976年, 美国体操代表团访问中国后, 作为美国体操代表团秘书兼翻译的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师罗纳德·舒勒斯基 (Ronald Sluleski) 于1977年4月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递交了访华体操代表团报告 (Trip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ymnastics D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 报告除了详细叙述整个行程中所访问的工厂、学校、著名景点以外, 中国当时的社会气氛以及中美体操运动员的比赛和交流过程也是报告描述的重要部分, 罗纳德·舒勒斯基通过观察墙上的大字报及群众集会, 对粉碎“四人帮”后的民众心态和人们对政治的热情进行阐述, 也通过与普通民众及接待工作人员的接触, 分析普通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 最后认为, 普通民众是支持新一届领导人并反对“四人帮”的。而且不同地方的民众对政治的热情也有差别, 北京的政治气氛最浓厚, 上海次之, 广州最淡。普通民众对美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 没有因为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Sluleski, 1976) 。这一类型的报告内容翔实, 涉及面非常广, 既有对中美体育交流细节的描述, 也有对政局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记录, 报告对中国的总体评价和描述是客观的, 并没有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国。这一类报告递交给活动的组织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后,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周年材料或备忘录的形式发放到会员手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员中, 有一部分是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 还有一部分是与政府有着紧密联系的政商界人士, 他们掌握相关信息后对主流舆论, 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非政府组织完成的报告, 不仅是美国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 也是美国客观认识中国的有效途径。
 
4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的特点
 
 
纵观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 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 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介入中美体育交流时, 与政府有密切关系。非政府组织具有自治性和非政府性的特点, 大部分人都认为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非政府组织在这种中美民间交流中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 不具有政治色彩。但在实际情况中, 美国非政府组织往往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具有以下特征:
 
 
1.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相互依赖, 相互合作。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中美体育交流在整个70年代都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由于双方并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政府在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当中不便于正式出面, 因此需要相关的组织扮演美国政府的角色, 进一步推进中美体育交流。1971年美国政府在讨论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表示, “中国乒乓球队的签证我们可以帮助处理好, 但是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函必须由美国乒乓球协会的名义发出” (U.S.Department of State, 1971;Boggan, 1971) 。换句话说, 虽然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政府不能够直接出面资助或参与他们的相关活动, 否则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议 (Xu, 2008) 148。最终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 非政府组织开始全面参与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接待任务, 也由此拉开了非政府组织全面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序幕, 具体的赛务安排由美国乒乓球协会具体负责, 接待任务和资金募集则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 这样既避免了美国政府因外交原因直接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尴尬局面, 也保障了中美乒乓交流的顺利推进。
 
 
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 非政府组织在承担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 往往存在着资金不足, 经验不足等缺点。而政府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恰恰弥补了非政府组织的不足。同时, 政府的支持也体现了官方对相关非政府组织的认可, 这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官方声誉上的保障, 提高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可度。1972-1980年, 美国国务院先后通过教育文化事务司和美国国际交流署, 以资助的形式向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美中关系委员会拨款, 金额从1973年的76 600美元上升到280 346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向了中美体育交流项目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3, 1974a, [8,9,11,12,15,16,18,19,20][12], 1976a, 1977, 1978a, 1979 1980, 1981[21]) 。同样, 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 美国接待方负责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艾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与总统代表约翰·斯凯利 (John Scali) 的一段对话表现出了政府相关经验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缺乏经验的一种弥补。斯凯利对艾克斯坦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对这种涉外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有经验。”艾科斯坦表示:“没有任何相关经验。”斯凯利建议:“那么你们应该在接待过程中接受我的建议。” (Scali, 1972) 
 
 
2.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 保持着独立性, 并有刻意忽略美国政府作用的企图。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之间有着相互合作性和依赖性, 但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它应该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 虽然受政府影响, 但是不会受政府的控制。因此, 它必须显示出具备运作及管理相关事务方面的独立性。1973年6月2日至20日, 美国国务院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协助下, 组织美国游泳跳水队访华。在美国游泳跳水队访华前夕, 业余体育联合会要求国务院停止组队访华, 原因是中国并不是国际泳联的成员。美国作为国际泳联的成员, 如果在中国参与体育竞赛, 国际泳联将会依据管理条例第53项对业余体育联合会进行处罚, 禁止业余体育联合会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泳联的相关比赛。美国国务院则依据《1961年教育文化交流法案》以及《上海联合公报》, 坚持派出美国游泳跳水队赴华表演和交流 (Schoenfield, 1973) 6。当美国赴华游泳队跳水队的教练和运动员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凯旋回国后, 立刻就遭到了业余体育联合会的停赛处罚 (Povich, 1973) 。美国国务院就此事与业余体育联合会进行协商, 但业余体育联合会认为自己有权利坚持自己的意见, 保持独立性, 美国国务院也只能表示无奈和强烈谴责, 无法维护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权益。由此可见, 由于美国政府对本国体育组织即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并没有管辖权, 当非政府组织自身权益受到政府威胁时, 它可以通过相关法规和条例保护自己的权利, 而不受政府的控制, 政府也无可奈何。
 
 
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 我们发现, 美国政府不仅在资金资助上, 而且在经验管理上都对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巨大援助, 但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却有刻意弱化美国政府贡献的嫌疑。1971年5月15日, 美国乒乓球协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曾公开表示:“我们独立于白宫之外, 白宫只是间接参与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活动 (Xu, 2008) ”151。1972年, 中国乒乓球队正式访美时, 总统代表约翰·斯凯利 (John Scali) 表示:“我参与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认可并且欢迎的, 但是他们也会暗示我必须行事低调, 不能抢了他们的风头” (Gilmore, 1972) 。似乎非政府组织弱化政府作用的方式与依赖政府的特性相悖, 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极大, 竞争激烈, 淘汰率极高。如果某个非政府组织能在中美体育交流活动上获得话语权, 那么它就能够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甚至获得发展。同时, 获得政府的支持, 特别是资金支持, 也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非政府组织体现出弱化政府作用, 并依赖政府的双重性是必然的。
 
 
第二, 在冷战时期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 美国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着互补性和竞争性。参与中美体育交流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多, 不同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因为功能和职能的差异性, 在中美体育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去弥补对方的短板, 体现出了一种互补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对互补性最好的诠释。当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美国时,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要负责的是非体育类的相关接待和管理活动, 如中国代表团的吃住行、翻译、公众社会活动、参观旅游等活动。而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参与接待任务的体育类非政府组织, 主要负责体育类的相关具体事宜, 如比赛具体事宜的安排、运动员的选拔等活动。美国体育代表团访问中国时,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除负责双边的联络, 陪同工作人员的安排之外, 还会为美国运动员提供有关中国的基本信息资料, 帮助美国运动员对中国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知, 消除美国运动员对中国的误解, 促进中美体育交流的成功, 而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只负责相关运动员和教练的选拔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6c) 。
 
 
除了互补性之外, 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之间还会表现出激烈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特征不同的是, 非政府组织之间竞争性的主体是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体育类非政府组织为了在体育领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来取得项目, 以获得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和社会关注度, 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免落伍和淘汰。1975年5月, 美国田径代表团在业余体育联合会、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安排下, 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体育交流, 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在出发前, 业余体育联合会在选拔运动员的过程中与美国另一大体育类非政府组织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是由竞争导致的, 直接原因就是业余体育联合会希望选拔几名大学生运动员加入到访华的美国田径代表团, 美国大学体育总会拥有对大学生运动员的管理权, 而拒绝了这一要求 (Scannell, 1975) 。根本原因是这两大组织在谁能最先访问中国的问题上较劲, 业余体育联合会想通过访问中国跟美国大学体育总会“抢戏”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6b) 。业余体育联合会的执行总监欧伦 (Ollan Cassell) 表示, “我们以前就选拔大学生运动员参与国家队, 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前也没有提出过异议, 现在我们要选运动员去中国, 他们就有意见, 难道他们是想要抢新闻头条吗?” (Ambur, 1975) 
 
 
总之, 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 不仅反映了冷战背景下中美双方关系的缓和, 以及美国民间对中国态度的转好, 而且是美国体育体制、美国文化以及美国非政府组织性质的体现。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 经历了从垄断者到普通参与者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恰恰体现了从政治全面介入中美体育交流到政治逐步退出中美体育交流的一段历程, 冷战时期中美体育交流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非政府组织虽然冠以非政府的名头, 但它们实际上与政府保持着紧密联系, 是政府主导的中美体育交流当中的积极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者, 它们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 也对政府有着依赖性。在中美体育交流的历程中, 非政府组织之间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扩大自身影响并获得发展, 既相互联合又相互斗争。这些特征其实并不是中美体育交流中独有的特征, 而是由非政府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 不论什么领域, 不论什么主题, 只要涉及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 客观上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有意和无意之间都在利用中美体育交流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它们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最终目的, 这也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开展活动的一个典型和缩影。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中美体育交流, 只是冷战背景下中美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不论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还是中美文化交流都是冷战史中大有可为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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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探析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美体育交流中的活动、作用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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